第七章 和共产党的奋斗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中间。
我曾亲自去参加所谓资产阶级的各种集会。
因此我大略知道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宣传者．然而我并不惊奇着他们的举动，因为我十分明白他们对于口头宣传不加重视的缘故。
我曾去参加过民主党德国国民党(German Nationalist)、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try)就是巴维利亚人民党(Baval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维利亚中央党Bavarian Centre Party)的集会。
其中使我立时加以注意的，便是听众一致。
到会的会场些纪律，也没有就全体而论很像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赌场，而不是从事于伟大事业的群众大会。
演说的人竭力保持着他们的镇静工夫。
他们背诵着满辞，大多数的人不把这演辞高声朗诵，极像报纸上精巧的论文或是学术的论文，他们避免去一切强烈的语调；演僻间有一二处温文儒雅的笑谑的穿插，引起了在演讲坛上人的轻微的一笑，这不过是联以助之仍不失绅士的那种态度，这样经过了四十五分钟，全体大家都昏昏走是睡乡了。
于是就有了早退的脚步声，互相谈话声，以及一部分听众的呵欠声演讲完毕了主席领导听众，共同唱一支德国的爱国歌，于是散会。
一听众们拥挤不堪的奋斗而出，有的到酒店中去的上咖啡馆去。有的出去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反过来，我们民族社会党集会，绝不是“平静”的集会。
两种不同的世界互相对抗，在散会的时候，每致感激群众的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并不是唱了一只沉闷的爱国歌所能了事的。
我们的集会，有着严格的纪律，大家第一步是盲目的信从俾主席有着绝对的威权。
这件中是极关重要的。
在我们集会里常反对派来(共产党)参加，他们常常是地队而至的，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份子混入在内，他们各人的脸上，望去都呈现着“今夜我们要和你们决一下雌雄”的表情。
在这干钧一发的危险时候，唯有主席的魄力以及会场卫队的严厉的防卫，才能挫折了反对派的阴谋。
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捣乱，这是有因的。
我们在精密考虑了以后，决定采用揭贴包的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愤不可遏，特地参加我们的集会一我们的用意，本来只是在离开他们一于是，我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我们的敌人，因此令“有阶级意识的晚间阶级”成群结队来参加我党的大会，以便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攻击我们“专制而的动的计划。”
在开会前的四十五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
他们好像是一只火药箱，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在事实每每不像这样，他们在到会的时候是敌人，到了散会的时候，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揣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身省，并且去要查一下他们的主义是不是正确。
以后，他们竞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罢!”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他们也不了司样改变方针的表示了。
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因此，共产党的报纸突然改变他们的策略，在有一时期，他们竟把我们看作是人类的真正罪人。
该报屡次的撰述论文，宣布我们的罪状，他们尽量的造出种种谣言，存心来对我们陷害。
但是不久他们好像也深知这种攻击的完全无效；便在事实上适足以引起一般人对于我党的注意而已。
我党的集会为什么敌党还有来破坏?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领袖的怯懦的缘故。
凡是到了危急的时候，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大家都鹄立在会场的外面，静待事变的后果。
在当时，我们不得不自己来保持集会；我们决不能去依赖官厅；因为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官厅不但不能来为我们保护，而且加反帮助着那些捣乱份子呢。
官厅所擅长的手段，不外是把大家解散，这实在就是共产党捣乱。
因此，我们绝端的相信不论什么的大会，如果完全去依赖官厅来为他们作保护，那么他们领袖，决难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从前，往往有少数的同志，他们挺身而出，对咆哮凶恶的红色群众作壮烈的抗拒。
这十五人中是二十人的少数的同志以终必被敌方所打败。
其余同志，他们明知有三倍群众也必受伤，因此不敢冒险。
这是谁都知道的统治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祸国殃民，便是革命发生的唯一的原因。
在当今，虽然有着备德国民主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却同；仔准备牺牲的大好头颅。
我国德国的青年在谈话的时候常常向他们说明他们所负使命的重大，并且再反复证明，假如人类的智慧要是没有武力来扶助保持，终必要陷入沦亡之途的。
温柔的和平女神，如是由武力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不是动容的。
伟大的和平事业，必定要由武车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人不是动容的。
于是军事工程训练的观念对于他们觉得较有意味了他们都爱官僚，大家把军事训练成看成是一条畏途了。
我们且为看一下这班青年护勇敢的奋斗怎样!
他们像一群黄蜂，向着全场中的捣乱份子拼命猛卫，他们既不至少计较敌众，我寡，也不顾到伤害和流血的牺牲心里只是满怀着伟大的理想和神圣的使命，誓为我们的运动扫除障碍，一九二○年的夏天，我党维持秩序的军队有些像样了，明年春在，依次再分成好几队，每一队分为几小队。因为我们的集合的活动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促护的实力编制，实在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组织起军队来维持去场的秩序，目的是在解决—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我党还没有党徵和党旗。
这种的标识缺乏了，这不不仅在当时是不便，就是将来也是不便的；因为既没有方法去表明党籍，而且将来我党的国际主义的党员斗争也没法来区别的。
我在幼年时代，曾由感情上去观察，知道这类的标记，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就认为标记是十分重要的。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
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巾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
我深切的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
在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党，并没有世界的观念，所以并没有党旗。
因为他们的党是由一些“爱国份子”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就用帝国的国旅，
黑白红三包的旧帝国的国旗，现在已被那些所谓“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各政党采用为党旗。
德国的国旗，不足以作为我党的象征，因为他所代表的德国。在将来或许要受尽耻辱，被马克斯主义所克服；而我党的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斯主义，所以我们不该去沿用旧的德国的国旗。
现在虽然还有不少的德国人他们念及旧国旗的全盛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会在这国旗下作战，亲眼见别无数的生命死在这旗下，因此对之就和出了敬爱之心；可是照未来的奋斗来说，这旗是一无价值的。
这就是人们民族社会党认为旧国旗不能象征我们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
因为我们的志愿，并不在恢复污点很多的旧帝国，而是在建设一个有新精神的新国家。
我们现在所做的运动，既是本着这意思去和马克斯主义斗．那么，党旗上自然应有代表新国家的象征。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旧旗的国黑、白、红三色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以后，我便决定上最后形式：我党的党旗是在工祀之中有一个白圆，圆中再画上一个黑色的卐字。
再经过了多少次详细研究。
便决定旗和圆间的适当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细；这旗一直沿用到现在，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维持秩序的军队，也就制成了同样的臂带一红地，白圆，中有黑卐字。
一九二○的夏天，新党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
经过了二年，吾党同志，已经有了几千了，于是组织人数人多的挺进队(Sturmanbteilunb)；这种为新世界奋斗的武力组织，应该有胜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军旗。
在那时候的慕尼黑，除马克斯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的书籍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一民族主义派的政党，那是更不足道了。慕泥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纳下五千人。每当我党集会的时候，拥挤不堪；所以我们常在找寻其他更大的场所。我们不曾集会的会堂，只有克罗纳戏院(Circus Krone)一处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国人的心里大感到不安。因为巴黎和约，依伦敦最后通牒的方式迫我国承认，照此和约德国应付赔款二干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惊人的事件德国竟没有一个大的政党来加以注意，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各党的联合会，他们虽然没有示威的计划。可是也没有决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该会决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询问这一天大会是不是举行，到底什么时候举行，给我的答复仍然是游移不定；不过说他们要邀集各团体在下星期三举行示威运动。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自己起来负责领导示威运动，反对和约。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于十分钟之内写齐了标语，而且租定克罗纳戏院作为明天开会的会场。
在当时，这件事是一个惊人的冒险。因为在这样的一广大的会场之中，是否能够有相当的听众?我党的党员，能不能把这广大的会场填满?这确实是一个疑问；而且大会还有受人破坏的忧虑。不过我确切知道，一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我党将灰的长期奋斗中也必陷于不利。
我们尽一天之内去把标语贴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担扰，担忧着听众决不愿冒雨前来赴会，而愿安居家中；且这一次的开会说不定要发生恶斗惨杀的暴动。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运货汽车两辆完全围着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裁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在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
除了马克斯党主义的共产党外，其他的党用了汽车插旗而驰骋于街上的这还是创举。
我一走进会堂，立即就感到一种欣慰，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莱好士会堂第一集会时所感到一样。
当我从人群挤入登堂的时候。
我才知道了我党胜利的全部情形。
因为在目前的会场上，已经被千万的听众所塞满了。
我的讲题是“前进或灭亡。”我一直演讲了二小时半。
在最初的半小时以且，我就感到这一次大会，一定要获得巨大的效果，事实上确也是如此．
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一次的示威不过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报纸依了它向来的平稳的态度，把发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大会以后，我们在慕尼黑集会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每星期的开会不止一次，有时是两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竟开大会三次，
我们在这时候常在克罗纳戏院集会，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绩，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党的人数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们有着这样的成功．敌党看了当然不为甘心坐视的。
所以他们决定从事最后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来阻止我党的集会。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开会了，他们便首先发难。
因此，我赴何夫布莱好士会场的大会讲演，他们便把这会场作为袭击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就得一个正式的报告，说他们要用断然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大会。
这种消息，我们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说是不幸。
在那天，我们已从斯安克儿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荣的旧办公处逛了出去，但是还不等逛入新的办公处，因为新的办公处尚未完工的缘故。
结果，我们只有四十六名势力薄弱的卫队在维持会场秩序；突然警报来了，我们无法于一小时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是七时四时十五分钟。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变故要发生了。
那时在会场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警察正在阻止后来的人入场。
因为敌人进场很早，大家都聚在会场内；而我党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门外。
少数的卫队，他们在会场前应侯着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厅到会场的门关起来，并召集这四十五人(或许是四十六人)前来听受命令。
我对他们说明；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实践的试验，我们忠心于本党的运动，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们誓不退出会场，除非是死了以后舁出去。
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会弃我而走的。
如果我见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亲自去摘下他的臂带和徽章。
于是人再使命令他们当敌人发出破坏大会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冲前去奋斗，但是必须牢记着自卫的方法最好是进攻。
我的话受到了他们三次的高声欢呼，这欢呼声的勇猛热烈，在为空前所未有的。
于是。我是走进会场去，眼见到当时的情景。
那些敌人大家并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还有无数的人，大家都转过头向我作一种愤恨的仇视，那种态度真是咄咄逼人；还有人做出一种高声怪叫，一切丑态真是不一而足。
因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实力较强，所以有必操胜算的自信的那种感觉。
那时可以宣布开会，我便登台去演讲。
大约我讲到一点半钟以后。
敌人就发出他们捣乱的信号来了。
于是有几个起来怪声怒叫，一个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声，那些“自由”的战士便开始行动了。
不过几秒钟内，全场哗然大乱，头上的瓶孟乱飞，椅脚折断了。玻璃击声碎了。狂呼怒号的声音像是大风雨，全场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旧鹄立在原处，就注视着我们的活泼青年同志的行动。
当敌人骚动正待要发作的时候我党的挺进队便奋身而向敌人进攻。
挺进队的名称，实在是从这里来的。
他们个个都勇猛得像狼一样，每十个人或八个人为一组屡次向敌人的队中猛冲进，把敌人完全驱逐出会场外面去。
过了五分钟，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不是血流满面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品质了。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 Hess)他现在做着我的私人秘书，以及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不奋勇进攻，只要能够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负重伤，仍是力战不却。
在会场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敌人，还在顽强抵抗。
这时候忽然有头枪弹从入口的地方向讲台飞来，一进就人声鼎沸了起来。
这种枪声，唤起了我们过去的战争的记忆，这是十分欣喜的事。
当时我不能辨认出开枪的是谁；可是只见我党青年的再接再励，再行进攻，终于把所有来捣乱的敌人完全逐到场外去了。
这件事共计费去了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到底控制会场的还是我们。
这是主席赫尔曼·伊塞尔(Hermann Essetr)发言；“大会照常进行，请演讲者继续演讲。”于是我仍旧继续演讲。
大会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十分张皇的巡长，他突然跑进会场。
摇着手高声大呼：“停止开会”我不禁觉得好笑，因为这是一套老例的官样文章。
那天晚上，我们所得的教训很多，然而我党的敌人，他们无法忘去他们所受的教训。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报(Mnncher Post)对于无产阶级捣乱的新闻竟是一字也不提。
第八章 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一般的公民，他们听到各种劳一团体合组成工会。
努力团结避免分化的消息，他们必定是十分快慰的。
人人都深信这种的组合必定能够增加巨大的力量，而且以前弱小的团体，必定可以变为强大的团体。
可是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
有人宣布某种真理。说是解决某项的问题，提出某一种的目的，并创始某一种的运动．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从前的计划或是在革除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们的计划，或是在革除现存的罪恶或是在实现将来的新社会。
同一的目的而奋斗的，都应该参加这种运动，借此而增加他的实力，使他们共同的希望更为容易实现。
然而在事实上，恰好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是有着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可以称之为悲惨的原因；第二种原因是基于人类的弱点可以称之为可怜的原因。
照普通的情形来说，世界上不论那种丰功伟业，大都是在实现众人所共有的宿愿。
这是各时代和各种大问题的特质，千千万万的人努力于解决这种问题，而且有些人还自认自己负此重任，完全是受着上天的使命。
于是在一群英豪大家互相争势的时候，惟有比较强壮比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头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能够担当了这项巨大的任务。
所不幸的就是他们大家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达到共同的目的，他们只相信自己是对的，各自照着自己的主张去做并不互相的帮助。
人类往往为了尝试的失败而得到教训，终于获得事业的成功。
这就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从历史中去研究要解决德国问题．有两条途径。
这两条途径的代表和战士，是奥地利普鲁士，也就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伦皇室他们老早就应该合并为一，其余的小势力，应该各自依他们自己的意见去把团结力归附于甲方或是乙方。
这样最后胜利的一方面所采取的途径．自然是应该人人所遵守循的了。
不过，奥地利所用的方法。断不能造成德意志帝国。
总而言之，统一而又坚强的德意志帝国，这是全体德国人心目中所视为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结果。
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并不像一般的人所说是从巴黎的围攻所得来的，实在是得之于寇尼希格莱兹(Koniggratz)的战场德意志帝国建树，并不是用协用力的主法去从事共同的志愿，实在是由于竭力争霸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普鲁士是由争霸获得了最后胜利。
所以多数的人大家都超向于同一目的，这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去认识出最坚强最敏捷，而且能够战胜一切的人。
第二种理由，不但是悲惨，并且是十分惋惜的。
这就由于嫉妒，贪婪、野心以及盗窃观念混合而成的人类的劣根性。
人类的重大事件，大都杂有这类的邪念，这是十分可欢的。
当一个新运动发生而且采取特殊的党纲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起来用这新运动的目的奋斗。
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忠心着去参加这个新运动而想获得优先权，实在是想乘机窃取党纲，以谋自己去另组新党。
一九一八年扯到一九一九年间，有不少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新团体和新政党。
这些团体和政党系自然的发展，不能归功于他们的创始人的。
到了最一九二○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慢慢地团结为一个胜利的政党。
有几个某党的创始人，他们自知他们的运动没有什么成绩，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牺牲了他们的个别运动，无条件的归附于强有力的运动，这种行为，足以证明他是确实忠诚诉。
那连(Nurnberg)德国社会主义党(German Socialist Party)领袖唐留士·史特莱希(Julius streieher)他尤其是是诚挚。
两个政党的目的的相同，但是不相依附而各自独立。
当史特莱希有一天确切地知道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实力和发展确是超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党时候，他就停止了他的活动，使他的同志，大家和优胜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举行，实行合并而为共同的目的去奋斗。
这种果断的精神，深堪赞美，能够像他这样来干的。
实在是得难能可贵的。
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
由群力的结合而得到的成功，决不能长久，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就含有共日分化的种子，甚且前功尽弃的。
真正足以必变世界思想的伟大的革命，除掉由单独的力量所领导猛烈斗争而外，决不会有什么完成的希望的。
民族的国家的创造，断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金钱一般的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
第九章 挺进队的意义和组织
旧德国国力所维持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机关和军队。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体打倒了，把军队解散了，把政权委托给腐败的政党了。
国家的权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凭依。
然而这三颗柱石，常常是国家的权威所维持者的，也就是一切的权威的基础。
权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众的一致拥护，可是，单单靠了群众张做基础，那权威仍旧是十分脆弱而不稳固的。
所以权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显然是武力了。
如果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武力两者相辅而行，那么，到了相当时候，基础便会致稳固，而成为伎的权威了。
如果群众不一致拥护、武力、以及传统的权威，三者合而为一，那这权威可以说永不会发生动摇了。
革命兴了起来，这种希望，便就成为绝望。
传统的权威已经消失．
旧帝国的崩溃，和旧帝国过去的光荣徵象的破毁，已经把传统的精神悍然打破，结果，是国家的权威，受到了一个极重大的打击。
就是支持国家权威的第二柱石一武力一也不再存在为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领袖大都不惜把旧帝国中有组织的军队，来加以摧毁，把这残余的军队从事于革命的斗争。
这种动不动就要改变的乌合的军队，他们把军役看作寻常的的八小时工作一样。
实在我们并不能希望他们来有助于国家的权威。
所以第二种保障权威的要素也就消灭了。
而实际上革命所赖以建立权威的，只是群众的一致拥护的第一种要素而已。
不论那一种民族，都可以分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种的美德，并且有牺牲的勇气和决心的最下的是人类的败类，他们只知道自私纵欲自利，放佚淫侈。
在这两者中的是第三阶级，为数最多，他们既没有英勇的决心的牺牲精神，但也没有卑鄙的枉法的自私行为。
我们可以加以注意，就是这班群众——我一向称他们叫做中间阶级一从来不会变成重要，只有当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始能显示出他们的重要来。
比方他们不管那一方面获得胜利，他们都望风而靡的去归附胜利的一方面。
如果有贤者来握权，他们固然安心相从；可是被小人专政，他们也绝不会反抗的；因为中间阶级，他们是绝不愿有斗争的。
在欧战告终时的情形大略是这样：国内多数的级人民，因为迫于义务，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为国捐驱；一部份最优秀的国民，差不多全数牺牲了，只有那些卑鄙的下级国民，靠了荒谬的法律的保护，同时，他们又不遵从治军条例，所以反得得偷生敬安。
我们的民族中安安稳稳留下来的败类于是起来革命了；因为一些优秀的国民，大半已经战死沙场，没有人再来对他们反抗了。
这班马克斯主义的乱党，他们不能专门靠着群众的一致拥护来维持他们的权威。
然而，这一致拥护的权威是新共和国所急需的；因为他们不愿在短期的混乱之后就被我国硕果公存的优秀分子所组织成的讨伐军来扑灭。
具有革命思想和从事于革命的人，他们自然不能而且也不愿受军队的保护。
因为他们所愿望的并不在组织一个国家，而是在破坏现存的国家；他们这种思想正好乱成性的军队相吻合的。
他们的口号并不是德意志共和车间的“秩序”和建设，而是国家的“掠夺。”
在这时候，有大批的德国青年，他们出来说愿为“和平的秩序”效力，他们大家身上穿了军装，背了枪械戴了钢盔实行来抵抗蹂躏他们祖国的人。
他们在做义勇军的时候是憎恨革命，但是，他们为治安计，就不得不来维护革命，而使革命的基础筑固。
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出之他们的至诚的。
造成革命和暗中操纵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情势，早已估量得十分的正确。
他们知道德国，所以人使德国陷于布尔雪维克主义流血惨剧，尚还没有到时候。
从前线归来的将土对这事情怎样呢?德国的军人能不能容忍呢?这些都是疑问。
在那个时候，德国的革命，不得不有着十分缓和的表示。
因为要不是这样，那德国的革命，可以在几星期之中，被德国两三师的军队完全击破而消灭的。
在这时候，如果某师长和他的亲信军队决心扯下红旗来的话，那革命政府立刻可以置之死地，或是用枪弹压服任何的反抗，不到一个月，这一师的军队必定可以扩大而为六师。
这是在暗中操纵着犹太人所十分恐慌的。
革命的造成是由于乱徒的暴动的掠劫，那些近护和平秩序的人是不在内的。
军命的进展，是由于慢慢地和暴徒的意见相左，完全基于战略，不是他们所能了解，而且也不是合他们的脾胃的。
社会民主主义慢慢地得势，这种运动也就跟着慢慢地失去了他的激烈的革命性。
在大战还没有告终的时候，带有民众惰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防的障碍物了。
在他们党中极端活动的人物，脱离了该党而去组织成一种积极进攻的新阵线。
这种新组织就是为革命马克斯主义作战的独立党(Lndcpcndent Party)和斯巴运库斯团(Spanatacus Union)。不过，当德军从前线退回来的时候，每个军人都是虎视眈眈的，因此革命的进程，便又超于和缓了。
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处在胜利的地位，独立党人斯巴达库斯团便就失掉了他们的势力。
这种变化，如果不是已经过了斗争，那绝不能这样的。
在这变局还不会实现以前显然有着两大壁土互相的针锋对峙，一是维护和平秩序的政党，一为流血恐怖的团体，小资产阶级。
自然是倾向于和平和秩序的政党方面。
结果，到底为了种种的原因，从前仇视共和国的人物，现在是不再做他们的仇敌了，而且帮助他们来征服共和国的敌人。
再进一步的结果，就从前拥护帝国的人物他们原想是要反抗新国家的。现在那也不必再来杞忧了。
如果我们在旧帝国的本身的种种缺点外，另外再去考虑革命成功的原因，那就可以得到了下列的结论：
(一)因为革命把我们的责任心和服从观念完全弄掉了。
(二)因为当局的许多政党的怯懦无能。
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我国的教育，是一种没有民族性而纯粹是国家教育的缘故。
因为从这种教育，去养成对于手段的目的的谬误观念。
责任心和服从观念以及实践，他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这等于国家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实在是为扶助并保障社会生存的一种手段，用了这手段，去维持精神和物质双方面的一致的生活。
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我国的人民(还是说我国的政府)不能了解上述的许多观念真义，因而使这些观念变成为脆弱的空论。
关于第二种原因，小资产阶级的许多政党(可以说是旧帝国下仅有的政治组织)，既是武力认国属于国家的，所以只有靠了文字的发抒他们的意见。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敌党久已把这方法抛弃不用，公然喊着要尽量采用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口号了。
小资产阶级的各政党，他们在没有的新制度妥协之前，他们的政纲还是靠在旧国家的事务上；然而他们的目的。
的确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中，想在新环境中去占得一席的地位。
不过他们唯一的武器，还是和从前一样，靠着那空谈的文字而已。
在当时有能力而敢反对马克斯主义以及受马克斯主义鼓动的群众的，最初当推“义勇团”(Free Corps)接着是各种自卫和民团(Einnohnerwehr)最后是传统的势力。
过去马克斯主义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他们动用政治的决心和暴力。
民族主义的德国所以终于完成他们的发展的希望。就是因国他们缺少暴力和政治野心的坚决合作的缘故。
民族主义的各党不论他们具有怎么样的政治野心。因为他们没有战斗的能力，所以不能凭了斗争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可是保守的民团是有此实力的，他们是巷战的能手，可是，他们缺乏了政治观念和目的，所以他们的力量，对于民族主义的德国，也没有什么利益的。
犹太人利用报纸的力量来宣传民团“非政治性”的观念。
倒颇获得在成功，恰好像他们政治的技能，往往宣传他们的斗争是“合于理智”的斗争。
缺乏伟大的新观念，常是缺乏战斗力的一种徵兆。
如果能够觉察深信改革后的新制度必定会获得胜利话，那么，对于武器的最残酷的，也必定会相信而有动用的权利是同样荒谬的。
一种运动如果不能去为了这种高尚的理想和目的而加以奋斗，那么必定不能坚持到底的。
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决；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发生力量，他们的理想，在使整个的民族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国防军的组织统一以后，马克斯主义也慢慢地获了他们的权威所必需的力量，于是就以不必要的口实，去解散那似乎带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的民团，这是势所必然的。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创立是一种新运动的象征，他的目的．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正气党的死守着旧状态，恢复一切的旧观念，而是在建设起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民族国家，去替代这时候的无意义的机械的国家。
这种新兴的运动，因为确信他的新主义有着极端的重要，所以认为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就不惜任何重大的牺牲。
在世界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大概据一种世界观而引起的恐怖时期，往往不是政府的权威所能破坏的；但是，这恐怖时期，常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也同样有着勇敢而决心的)所屈服。
固然处在政府的地位以维护国家，或者不免要对此稍感不快，可是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我国家正被马克斯主义所蹂躏着，我们的当局者，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无条件的投降了马克斯主义，此后他断不能突然起来把乱戡平反过来，高踞阁席的资产阶级的许多傀儡，他们只是说着空话，而说“工人”不可反抗，足见他们谈论到“工人”的时候，便就联想到马克斯主义了。
我已经说过我党为了要保护我们的集会起见。
曾经组织了一个队伍，而且这样队伍，以后慢慢地采取了军队发生性质来维持秩序，并且望他努力前进，成为担任组织工作的集团。
这一个集团，最初不过是单单为集会而设的卫队。
所以他的任务，不过在使我们的集会，不受敌人的捣乱而中止。
他们所受的训练，专门在向敌人攻击并不像德要人民党中的那些笨拙的宣传的以门耿目的的，实在是因为他们十分明白抱着理想的那种人，如果一遭到狙击，那么理想就无法实现了。
这是在历史上常常见到的，一些伟大的领袖死在窄小的贼子之手中。
所以，他们并不以暴力为目的，他们是保护傅布伟理想的人，免掉遭受暴力的危害，他们又知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去保护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去保护这种国家；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在保护民族，努力于抵抗那些危害民族和国家的坏人。
所谓挺进队不过是我们党中的一部分，正像宣传、报章、科学机关等各为我党的一部分是一样的。
组织挺进队的根本要义。
除了严格的体格锻炼之外，还把队员们训练为绝对信从民族社会思想的代表，并且力求整饬他们的纪律。
这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防卫组织不一样，就是和其他的秘密组织也不相同。
在那时候，我所以竭力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挺进队使它们扩充而成为一种防卫的团体，这是有着下面的理由的。
就事实来说，私人的防卫团体，如果没有得到全国的力量来赞助，那是决不能实行民族防卫的要使“自动的训练”，来成为一种具有军事价值而能达到适于一定用途的目的的组织那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因为他缺乏一种发号施令的力量；这力量便是一种惩罚权。
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我们所以能够如募“义勇军”的缘故就是因多数的义勇军，他们大家都从前方是归来，而且他们又是曾经受过旧式军队的训练的。
可是，在现在的“防卫组织”，那就完全缺乏这种精神的。
我们且不去管一切的困难，假定有某一种团体，能够不避困难，为德国造成许多人材，使这许多人材大家都具有真实的情感和充分的军事训练，所得的结果，也是要失败的。
因为现在我国不但没有意思养成这种军人，而且对这，军人还加以深恶痛绝呢?因为这是和祸国殃民的各领袖的隐衷绝不相合，这就是现在的实在情形。
在数年之前，国家曾悍然牺牲了八百五十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良的军人，事后不但不加调用，而且受着人家诅骂，以为他牺牲的报应，现在政府又要秘密训练几万人，这岂不是笑话!国家的执权的人，既污辱了它的最光荣的士兵，撕毁他们的勋章，践踏他们的旌旗。
更蔑视他们的功绩。
像这样的国家，我们还能望他来训练士兵吗?再退它一步来说，我们这国家的执权人曾否设法去恢复旧军队的光荣和严威破坏国家的军队的光荣的人?这我确不曾听过。
他们反安踞高位，而且像协不兹(Leipzig)还说“权力回答就是公理”呢因为现在的权力，既完全落于当策划革命的人的手中，而这种革命，可是最为卑鄙的德国历史是所不见的卖国行为，所以要组织新军队去助长他们的权力，实在是毫无理由的，这是一切明白的人都要反对的。
如果我国现在采取有训练的防卫军制度，但是，这制度绝不能用于防卫国外的民族利益，而只能用以保护国内的那些压迫族者，这终有一天，曾因解犯欺骗的民族的公愤而引早反抗来的。
为了这缘故，它们的挺进队绝不能容许和其他军事组织有了怎样的关系。
他们纯粹是保护并教导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工具，他们的任务和那所谓国防军是截然不同的。
挺进队并不是秘密组织，因为秘密组织的目的，纯粹是一种非法的行动。
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所需要提，并不是那一二百思想廖妄的叛徒，而为数十万能够替我们世界观不断地努力奋斗的战士。
所以他们的工作决不是秘密结社所能了事的，必须要群策群力去进行的。
这种运动，绝不能靠了手枪和利刃或是毒药来打倒一切障碍，而掘取民众的。
我们须明白去教训能上能下马克斯主义的党徒，将来支配群众，必定是民族社会党，将来执掌国权的也必定是民族社会党。
秘密结社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他们的社员，常常不能完全明白他们自己的工作意义的伟大，并且容易妄想以为用暗钉的手段，就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这种观念，如果徵之于历史，当一个民族，呻吟在专制的暴政下面，受着压迫的大众，大都又都有过人的才智的时候，这种观念现象时常会发生的。
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O年间，秘密结社的社员，他们既被历史的先例所鼓励，又感于祖国的创深痛巨，因此想到如果把国家予贼来杀掉几个，或许会了解民族困难。
这种企图，都是愚妄得可笑的；因为马克斯主义的所以能够得到胜利，并不是他们的领袖有了卓越的天才，实在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过于庸懦无能。
挺进队既不是军事组织，又不是秘密结社，它的发展，须根据于下列的原则：
(一)挺进队的训练不必根据军事原则，而应该以最在益于我党的作为标准。
每队员必须具有健全的体格，所以重视的不是军事的操练，而是各项运动的演习。
所以我常说拳术比了平常的射击演习还要重要。
(二)为了避免挺进队带有秘密和色彩起见，不但他们的服装须为大家容易辨别认识；就是为了我党的利益而取的工作步骤，也须明白的规定出来，使得每个人知道。
挺进队是并不许秘密集会的。
(三)挺进队的编制和组织，在制服和设备的方面，都不宜去抄袭旧式的军队，而且须审慎的着重于适应目前的任务。
挺进队的发展对于下述的三事有着重大的关系。
(一)一九二二年的夏天，各爱国团体大家在慕尼黑的广场(Konigsplatz)举行总示威运动，去反对那保守共和国的国防法律。
民族社会党也去参加这种运动的，由六个慕尼黑的队伍做领导，而以政党的各支部续绩在后。
我恰好成为社员之一，所以得躬奉其盛，得有机会对六万的群众来演讲。
那次的防御十分周到，所以共产党虽然多方的恫哧威协，然而这次的示威运动，到底是得了一个极大成功。
这就是慕尼黑民族主义能够在市街上作游行的第一个明证。
(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发向柯堡(Coburg)去远证。
“民族主义”的各团体，大家决定在柯堡举行德国纪念日(German Day)。
当时我也被邀赴会，我是带了几个朋友同去的。
我选择了挺进队八百人，乘坐专车，同赴该镇当时该镇已属于巴维利亚。
火车到柯堡站的时候，“德国纪念日”的筹备处派代表来迎接我们，说是奉了当地工会——就是独立党和共产党——的命令，规定我们在进城时候，不是场旗奏乐——我们的乐队共四十二人——而且不得结队同行。
当时我就拒绝这种可耻的条件，并且对“纪念日”筹备者以及同意于这种规定的人不能不表示一种惊异，因此我对他们宣称挺进队就要拟整队扬旗，奏乐进城了。
在车站广场上，向我们高声叫骂的不下数千人。
他们骂我们为“暗杀者”、“土匪”、“强盗”、“罪人”等等不堪入耳的名字。
然而我们挺进队依旧秩序井然。
我们走到镇市中心的市政府，警察为了阻止众人追随我们所以就把门关上了，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耻辱，所以要求警开门。
但是，他们踌躇良久，结要仍旧照我的请求把门开了。
我们从原路返驻札处终于才群众碰到了。
那些真正社会主义，平等、博爱的代表朋友，就向我们投掷石子，我们忍无可忍了。
所以我们就向他们打了大约十分钟。
在一刻钟后，街上不再见有共产党的影踪了。
在当天的晚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击突。
民族社会主义党员受着攻击，正在情状上十分危险的时候，挺进队的酌巡查队就立刻奔去援救。
很快的击败了敌人。
到了明天早晨，数年来柯堡所感受的红色恐怖，从此就消灭了。
第二天，我们走到街上，该地方听说有一万工人举行着示威运动，实在到的不过几百人而已。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力持镇静。
有些从外方来的红色团体，他们还不认识我们，所以起初则各处寻觅。
想来和我们闹一闹，可是，终于使他们受到教训而中止了。
久在威力之中的群众到这时候开始慢慢地觉悟，敢来向我们欢呼，在当天晚上，我们向他们告别的时候，混户的声音就围绕在我们四周了。
我们从柯堡所得的经验．知道挺进队必须要有制服；因为制服不但可以巩固团体的精神，而且在斗争的时候，还可以免去敌我混乱不分。
以前挺进队仅仅佩有臂章，此后就著短袄和戴帽，这帽现在已经是众人所共知的了。
因为久被红色恐怖所盘踞的各地，凡不是共产党的团体，严禁在该处集会；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计划，去往各处扑灭的祸，并且重行确立集会的自由；我们现在已经十分明白这一着重要了。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有一件事发生了，使我不得不把运动的方向来转换一下的。
是年初鲁尔(Ruhr)被法军所占领了，说对于挺进队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我们从国家的利益上着想。
这件事，用公开的演说或是文字的讨论已经是不可能，而且于民族也没有利益的。
法军占领鲁尔，我们息不惊异，我们反而因此可以希望我国抛弃懦弱的屈服政策，而防卫团体，也说有确定工作可做。
我们的挺进队既是数千壮士所组成的，自然也应该分担着效忠民族的职责的。
因此于一九二三年春夏之间实行把挺进队改组，使他们娈成一种作战的军事组织。
以后挺进队的发展，都是造因在这里。
一九二三年终生的事实，粗看起来像是令人讨厌的，可是从远处着眼，那也是必要的，因为受了这事实的打击，挺进队便中止了改革计划，这是为了当时的计划实在是害于我们的运动的缘故。
同时，这类的事变，使我们在被迫离开正轨的地方，将来还有重行改进的可能。
(万译本原注：这是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暴动”的失败而言)
一九二五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改组，并且依据了前面所叙述的各原则，重新再组织挺进队。
我党必须恢复本来的健全观念，而且还须认定最高的任务。使挺进队成为本党世界观以及防卫斗争的工具。
我党绝不能容许挺进队沦为防卫团体或是秘密组织，并且还须设法使他们成为十万的卫队，用以保护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就是保护深刻的民族观念。
第十章 虚伪的联邦主义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尤其是在一九二○年春夏雨季，我党对于在大战时已经超于严重的问题不得不来采取一种态度。
这在本书上编中已经照我所见到的德国崩溃的徵兆，大略的述过了，而尤其是对英法的指使的扩大南北德意志间踢有裂痕的宣传计划特别的加以注意。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煽动反对普鲁士的报纸出现了，它们认普鲁士是大战唯一的祸魁。
到了一九一六年，这些狡猾的无耻的宣传手段已经酝酿成熟，他们不惜利用人类的最卑劣的本性，来鼓动南德意志反对北德意志。
不久，他们的煽动就发生了结果，政府和军事当局(尤其是巴维利亚的军事当局)实在不能负担相当的责任；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卑劣的宣传，竟是看它孳长起来，优游养奸，不能立即用断然的手段去防祸于未发之先。
他们反而竟像是不留痛痒的，不知道这种宣传，不但有碍于德男民族的疑统一，并且还助长了联邦的势力呢!从有史以来因为疏忽得到的惩罚，从来不会有比这更甚的。
从此普鲁士就一蹶不振，危害到整个德国，而促其崩溃这不独在德国有着亡国的痛苦，各邦也同归于尽了。
在当时柏林的市间，对于普鲁士的痛绝，恨达于极点，这种恶劣的空气完全是受人怂恿而激成的，他们对后皇室的反抗，实为革命的出发点。
但是如果说，人民对普鲁士的反感纯粹是为敌方的宣传而致的，那也不尽然。
因为我国战时的经济组织骗取全国的财力，完全集中于柏林这种荒谬的制度，就是市民对普鲁士发生反感的主要原因。
狡黠的犹太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借了战争团体的美名，去从事无耻的掠夺，而使日耳曼民族受到危害，那必定会遭到反对。
但是当日耳曼民族没有受到攻击的特候，他们一些也不惊恐。
因为战争对他们并不有什么损害。
于犹太人遂生出一计，要使挺而走险的群众对他们起反抗，不如激动他们的愤怒，而使他们自己去胡闹。
以后革命注爆发了。
国际主义的犹太人柯尔特。
爱斯纳尔他就开始挑拨巴维利亚来反对普鲁士。
他的所以这这样的处心积虑，使革命运动在利维早亚发动，使巴维利亚的民众去反对国内其他各地，这并不是他们的民众为巴维利亚打算，实在他们是完全盲目有受着犹太人的指使。
犹太人利用巴维利亚人民固有的天性和嫉忌，以之来使德国倾覆。
如果德国一朝倾覆了，那么，德国受布尔雪维克义的鱼肉，自然是毫不困难的。
共产党的煽动者，他们说委员制共和国(Republics KfCommitttees)如果因了反抗军的进展而受到倾覆，那就好像是反对普鲁士和反军国主义的组织，被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所克服了是一样的。
他们这样的宣传诡计竟得到绝大的成效，当巴维利亚立法议会选举的时候，爱斯纳尔在慕尼黑所有的当党徒不到一万人，共产党也不到三千人，到地委员制共和国倾覆以后，这两党连合在一起，所有的党徒，竟增加到十万左右。
我觉得我所做的事，从有生以为最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的，要算是反抗这种反帝普鲁士运动了。
委员制的时代慕尼黑举行第一次的民众大会，在那进会场中对于德国其他部分的嫉恨，真像疯狂了一般，尤其是对普鲁士为最厉害。
那里如果有一个北德意志人参与会议那说不定就有了性命的危险。
这种示威运动，在将中散会的时候，常常狂呼“脱离普鲁士”“打到普鲁士”“和普鲁士宣战”一在德国国会中有一维护维利亚主权的出色人物，他竟高声狂呼“情愿死了做巴维利亚的鬼，不愿生着去做普鲁士人。”这真可说是一针见血的话了。
我所干的奋斗起初只是我—个人，后来才得欧战时许多同志的帮助，我敢办现在荒谬叛乱的结合，所以终归消灭的原因，实在是全靠着我们巴维利亚的同志的力量。
反对普鲁士和联邦主义是毫无关系的，联邦运动，他的目的如果只是在破坏或解散另一邦那是十分不当的。
一个真正的联邦主义者，他既不把毕士所说的帝国观念作为空口说白话，那么，对于他所惨澹经营的普鲁士自然不应该存有分割的想法，因为普鲁士是毕士所开创和成的地方。
尤其不可解的，就是这等所谓联邦主义者了挑战在对付普鲁士，而普鲁士和十一月革命是毫不相涉的。
他们的攻击指责，并不是对手创威玛宪法(swelmar Coustitution)的人而发的，(而那些制宪的人，以南德意志和犹太人为最多)是对富于保守性的旧普鲁士的代表而发的。
这班代表和威玛宪法正相反对。
他们所以小心谨慎，惟恐触犯了犹太人，那是毫不足怪的。
但是个中的谜团，或者竞因此而得到了明白。
犹太人的目的，便是在使德国国内的民族互相斗争——使保守的巴维利亚人，去反对保守的普鲁士人，而他们便可以因此而获得了成功。
一九一八年冬天，在德国各地，反犹太人运动慢慢地举起来了，犹太人还是用着他们的老法子，以敏捷的手腕去挑拔群众连动，使群众间有了一个新袭痕，使他们反对犹太人运动势力分散了开来。
在当时，足以引起公众注意而不使犹太人成为有失之的，就是犹太人提出天主教皇全权(Ultramontan)的问题，以及由这问题而生出提新旧教种种的争论。
那个提出这问题来祸我民族的人，真是罪恶可赦。
犹太人目的已经达到了，眼见着旧教徒和新旧教徒的互相争斗，他们很是快意，亚利安族和基督教的敌人没有不在旁边窃窃私笑。
这两派的基督教，他们眼看着上帝所赐给人类的宝贵而优越的生存，横遭这种不幸的玷污和摧毁，竟是毫不介意。
要知道世界的将来。重要点并不是在新旧教徒的谁胜谁败。而是在亚利安人的生存和灭亡。
到了现在，两派还是照旧的斗争，他们不去反抗那灭亡亚利安族的敌人，而只是一味的自相残杀。
在德国，不许反对教皇全权的主义或牧师全权主义，但是，在其他各个纯粹旧教国，倒是可以的。
因此，德国如有反对运动，新教徒必定是参加的。
旧教徒在别国可以防卫他们的领袖去对抗政治上的攻上，但是在德国，那种防卫便成为新旧两教的争斗。
其他一切都有事实在证明，用不到来加以诠释的。
一九二四年，忽然有人认识了民族运动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反对“教后全权主义”、可是，他们不但不能推翻了“教皇全权主义，”反而去使民族动发生了分袭。
因此，我必须要求警告民族运动中的幼稚轻浮分子；请不要去梦想能够做了毕士所不能做的。
不论什么企图凡是足以使我们的运动卷进这种漩涡的，都要加以坚决的反对，并且从我们的队伍之中，去摈弃从事于这种宣传的人。
这两件是领导民族社会运动者的主要任务，一九二三年秋天．我们在这一方面实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热烈的新教徒和热烈的旧教徒，他们在我们的队伍中大家都能安无事，对于宗教的信仰，毫没有良心上冲突。
德国究竟成国联邦政府好呢，还是成为单一的政府好呢?
什么叫联邦政府呢?
所谓联邦政府，就是多数自主国的集合体，根据了各邦的主权而自动结合的，
至于保障联邦政府生存所需要主权，那就是各邦所让给联驻邦政府的。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联邦政府，在事实都和这种理论的方式不合的。尤其是美合众国更甚；因为亚美利加合众国并不是成之力各州，实在是各州都由合众国所造成的。
各州所享的大权，不仅是适合联邦的特质，而和各州所占面积的广度也相称的。
所以当我们淡到亚美利加各邦的时候，不能说他们享有国家的主权，不过享有宪法规定所保障的权利，或者反这种权种称之为特权。
上面的理论．对于德国并不完全相合，因为德国各邦，原本独立，帝国就是由各个独立邦所组成的。
可是；帝国的组成并不完全是出于各邦自愿的平等合作；乃是因为其中的普鲁士，对于他各邦握有霸权的缘故。
德国各邦的领域，大小并不一样，不能去和亚美利加合众国相比；各邦既是大小并不一样，那么对于帝国的缔造和联邦的构成，能为力而有所贡献的，也互有关异的。
所以代们不能说各邦多数都享受到真正的主权的。
各邦为成就帝国的主权而去牺牲自己的主权，他们大都不是出之于自愿的。
在实际上，大都本没有主权的存在．或者，因为他们的主权在普鲁士压之下都已经丧失了。
毕士表所走的原则并不是去各小剥削而使之归于帝国，不过看帝国的绝对需要而取之于各邦的。
但是，读者诸君，请不要发生误会，毕士麦也不在使帝国立刻得到国家永久所需要的一切权利，而是在把一进难于取得留着将来慢慢地再去取得。
这是事实上牺牲了邦权而使国权一天一天的增长。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毕士麦所希望的也就进步的完成了，
德国的崩溃以及专制政体的颠覆，自然更是促进最这种制度的发展。
国家的联邦性质，因此而受到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又因接受和约的义力，所以所受的打击更见得重大了。
国家自从战败后，必须履行兵费赔偿的义务，因此各邦就失掉了他们的财政管理权面统归之于国家，这是十分明显的事；但是，虽单就靠各邦的输将，那是绝不能清偿了这种债务的。
因此，国家就进一步而决定收取钱路、邮政，这是我民族在和和约的钳制下所必真诚的步骤。
毕士麦的帝国是自由而没有束缚的，它不受财政上债务的压迫，恰恰还像现在德国所受遭威斯(Dawes)计划的压迫是一样的。
当时的国用，只是限于一些国内绝对所需要的事项，所以刁；必要财政上的优越权，各邦的纳税，已经足够国用。
因为各邦的纳税既少，而且又能各自享受主权，所以他就甘心乐为帝国的属邦了。
但是，如果说现在在各邦的不满意，那是因为受国家财政的束缚，这也不是确切的言论，而且和事实完全不符。
各邦所以不满意于帝国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主权失掉的缘帮，那是为了现在的帝国的政治组织，不足以来代表日耳曼民族的缘故。
为了这缘故，现在的国家。为畋自存计，就不得不慢慢地削灭各邦的主权；而且不但是在一般的物质方面这样，就是在理论上也是这样的。
因为国家洞察了这种剥削政策，已经吮尽了人民的膏血；所以不得不尽夺了他们的主权，俾免去人民因了不严爆发起叛变来。
下列之基本原则：所以我民族社会党人必须承认的。
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如果对个若能保护国民的利益。〔就最广义言)，对内必定能够给人民自由，这样，那国家当然可以坚固像磬石一般了。
在另一方面，一个强有力的国民，那它不妨去干涉个人的自由以及各邦的自由，但只要不去损害国家的观念危险；不过须人民能够确认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在造成这种民族的伟大性。
现在国家所行的统一政策．特别是在交通方面，在表面。
不论是怎样的名正言顺，可是它的目的，不过是仅不袒护一种祸国的外效政策而已，所以我民族社会党人是应该竭力来加以反对的。
现在国家想把钱路、邮政财政等完全收归国，有以图操纵，俾能够偿期无穷的债务，这并不是一种远大的民族政策。
我民族社会党的，必须要竭力来阻止或是预防这种政策的。
犹太人所操纵的民主国。(Jewish—Denocartic Reich)已经成为德国民族的祸根，这是反对中央集权政策的另一理由。
各邦有不和他们同流合污起而加以反抗的，就要遭到摧残，使他们失势而无力再来反抗。
我们必须抱有远大的民族政策和立场，万不可失之狭隘或是偏袒邦权。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加以深切的注意，以免我党的同志，误解我民族社会党将否认国权应高于邦权。
要知道这种国权，那是无可疑问的，而且也不应该有疑问的由我们看来，国家的本身，只是一种形式，他的本质是在其民族和人民所以一切必须以民族的利益为依归。
我们不能在一个发族和国家(国家是民族的代表)内去承认某一邦可以享有独立权，俨然像一个独立国的。
如果各邦在国外有设立使馆等荒谬事件，那是必须要加以禁止的；否则我国的国基是否稳固，未免要引起外人的怀疑的，并且还根据了这种怀疑而来定对付我国的策略。
各邦的重要性，将来应该侧重在文化方面。
巴维利亚争得好名的皇帝路德格一世，(Ludwigl)他并不是反对德国而竭力拥护邦权的君主，他同情于大德国的观念，也像他同情于艺术一样的。
我们必须使军队不受各邦的势力影响。
在过去，国家每强迫使从于一种绝不应该做的工作，将来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万万不可再来蹈此覆辙。
德国军队的目的，并不是单夺维持种族的特性，而是在人使德国人能够互相了解，互相提掘。
凡是以使民族分裂的，完全应该用军事训练来加以矫正而使他们团结一致的。
所以军役必须去扩大青年的眼界，使他们不要被乡土的观念所拘禁，能够自己知道自己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份子。
青年所必须加以注意的就是祖国的边境，而不是家庭的畛域，因为将来他们所应该捍卫的，是祖国和国境。
所以德国的青年，不可只是株守家园，而应该在服军役的时候认识了德国究竟是什么。
这在现在尤为必要的。
因为现在的德国青年，已经不再像从前的常常旅行而去扩大他们的眼界了。
民族社会主义的纲领，不是在单做某一邦政治利益的工具。
而是在领导整个日耳曼民族。
所以它的纲领必须决定整个民族的生活重新来创造的。
因此，必须要取得权力而为邦界所限。
因为这种界限，原是根据了我们反对的政治所造成的。
第十一章 宣传和组织
宣传必须在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须广征人材，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
我常常恨那草率和迂拘的组织，因为他们所得的结果，大都是黯然没有生气的。
为了这缘故，我们如果采取宣传方法从一个中心点去广播某一种的观念，然后再就所得的人材当中，就审慎的去选择领袖人物那是最要紧的。
常有一种人，初看像是毫无显著的才能，岂知后来竟是卓越的领袖人物。
大家都以为领袖所必须具备特质和能力，就是理论上有丰富的知识，那是大误而特误的：因为在事实上往往是适得其反的。
大理论家就是大领袖的才具——自然，这种才具，自然不是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问题的入所乐闻的。
煽动家虽然不过是一个黠的政客：可是他既是某种观念传播给民众，可见他必定是一们心理学家。
如果叫他来做领袖，那必定较不通人情的理论家为优。
所以讲到领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够鼓动群众的才能而言。
理想爱和领导群众的能力是截然的两件事。
假使一个人一身能够具备理论家、组织家和领袖的本领，这真是了不得的伟大人物了；然而这究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
前面我已经说过当我党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对于宣传这一点我们就加以十分的注意的。宣传的使命，就是在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俾造就将来组织的时候所必需的分子。
在这过程中，宣传的目的，实在比组织的目的更重要。
宣传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的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而组织的目的，就是使信徒之中最优秀的分子成忠实为党员。
至于信徒们办事的效能怎样，才干怎样，智力怎样，人格又是怎样，这都不是宣传的本身所应该去顾虑的；因为宣传的目的，就是在招致信徒，至于在众人中去慎选干员，俾能推进运动，而使主义能够到达成功之路那实在是组织方面的工作。
宣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替未来的组织设法罗致人才；而组织的第二个任务，那就是争取权力，俾希望达到新主义的最后胜利。
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在注意党员不因内部的不和而起分裂，致使运动的工作，因而陷于衷弱地步，还须注意于奋斗的精神，不致萎靡，能够再接再厉臻强固为了要达到这种目的，所以要注意着不应该去滥招党员。
因为人类中只在少数的有具有毅力和胆量；所以如果一种运动的党员，要是漫限制的招收。
那么这个运动终有衰败的一目的。
如果单单是为自卫计，那么，一种运动而要想维持着它的胜利，就得要限制党员的人数；就是以后想扩大组织，也要单详加考察，审慎出之。
惟其是如此，那才能使这运动的干部时时更新，时时健全。
干部必须要握着指挥运动的全权——换句话说就是决定宣传的内容，以便博得世人的赞同，总揽一切的权力，进得着一切的工作，以谋理想的能够达于实现。
我主持党中的宣传事务，那时非常小心的，而且不但要替将来的伟大运动留下发展的馀地，还宣传着最激烈的原则，去吸引那些最优良的分子来加入我党。
我的宣传越是激烈惊人，那么，那些性格怯弱而信仰不坚的人越是生着畏避的心而不敢来侵入我们组织的干部，这些都是有益于我党的。
当时我采用强有力的方式，来用作我党的宣传，使我党的运动日趋于激进；从此以后，凡是加入我党的人，便多是激进的人。
这种宣传不久就有了成效，有几十万的人数，不但深信我们是对的，而且极希望我常能够得到胜利，因为他们是怯懦而不敢牺牲的。
直到一九二一年，这种吸收同志的工作还是不错，而且对于我党的运动虽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不过这一年的夏天，由某种事件显示了我党的组织不及我党的宣传，于是是宣传的成效，也就日见显著了。
从一九一九年到—九二○年，党员大会选出一个委员来指导我党的运动。
根滑稽，这一个委员会竟采取我党所极端反对议会制度。
我不愿附和这样笨的办法。
不久，我不再去出席于委员会了。
我只有为我自己作宣传，不问其他的一切。
我不听任何无知者的劝诱而改变方针，同时不去干涉他人的分内事务。
等到新章程一经采用，我就被任选为党中的总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权及附带的权利，这种愚笨的办法也就立即废止。
用实行专责的原理，去代替委员的合议制。
总理是负责指挥这个运动的全责的。
日子长久了，大家就公认这种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党的统治上该是这样。
委员会只有空谈而毫无一些成绩，所以如果把它来解散最好使他们去从事实际工作。
眼看着他们一声不响的离职，以后不知到那里去了，不禁要令人笑起来。
因了这事使我想念到同样的大制度，那是国会(Reichstag)。
如果叫那些坐谈的议员去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要他们各人对于工作须负责任的时候，他们必定会迅速的鸟兽散了。
一九二○年十二月，民族观察报(Volkischer Beobachter)由我们来接办了。
这个报纸，我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对于人民的意见是多所爱护的，现在变为民族的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机关报了最每星期刊行两次，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改为日报，又到了是年的八月底，于是便扩展而成为所共和的大张的形式。
民族观察报是一种“民族”的机关报，它有着长处，自然也有它的谬误和弱点。
它的内容虽然不错，然而它不能作为商业经营。
原想此报由众人来定阅，以报费来维持生命的，可是它不知道和他报去竞争，以谋自己的生存，徒然用爱国的人们的一些报费去弥补营业不良的损失，而且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不当。
我看到这种危机，于是颇费苦心去极谋救济。
在一九一四年大战的时候，我曾认识了马克思·阿曼(Max Amann)，他现在在本党中提任着事务主任，一九二一年夏季的某一日，我偶然到了这位军队中的老友，我便请他担任党中的事务主作任，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优缺，所以迟疑了好久，才开始答允。
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愿意被庸碌的委员会所牵制，而愿意对唯一的领袖负责。
结果他挑选了几个人去任报馆的编辑。
这几个人以前曾隶属天马维利亚人民党的；但是，依他们的工作成绩而论，那是极能胜任的。
这种试验，成效卓著这就是因为本党以忠诚坦白的态度去赏识人才；所以能够使职员心悦诚服，比较往日所收的效能尤为迅速而稳固。
以后他们便成为良好的民族社会党员了。
非特他们的言谕是这样，而且还能见之于实行。
他们在吾党新运动中所做的工作，都很切实坚定，而出于至诚的。
在两年当中，我的见解慢慢他获得了实现，至小就最高的领导机关而言，我的见解，在现在党中已经成为极自然的事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件，足以证明这种制度已经获得了成效，当吾在四年前加入这运动时候，那时党中还没有一颗橡皮图章。
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吾党遭到解散，财产都被没收，一切贵重的物品，以及报纸所值总数已超出十七万金马克了。
第十二章 工会问题
我党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我们不得不于一九二二年采取一种态度，来对付某一个问题，这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会竭力的去研究一种最敏捷而最易的方法，使运动深入到群众的心里，但是常常会碰到一种阻力，如果永远和我们的意见相反，而工人政治组织，也操在他们的手中，那么，工人决不会完全永远来归附我们的。
在本分的上编中，我已经论及工会的性质、目的、以及工会的重要。
照我的意思，如果不是用国家有政策(这种政策也是常常没有结果的。)或是教育上的新思想，使雇主对工人的态度，稍微有些改变，那么工人除了从经济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上着应，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我继续说着，如果是因为这缘故，而无法防止—切常，使社会生活以重大损害的不平，那么这种保护行为，实在是有害于整个民族社会的。
我又说，在雇主中，如果还有不知道实社会的义务，甚至不知道人类基本的权利的。
那么工会当然是有着它的必要的。
依目前的事态来观察，我深信工会决没有可以废除的。
实在，工会在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在替人民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确信将来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中，每一个制度，必定要把这种运动的本身作为根基。
如果说握到了权力，就可以实行无论怎样的改革，既不心有什么的运动来作为基础，也不须去征求对于这种运动素有训练的人才，那么，这是一种十分谬误的见解。
在这里，就明了一个原则，就是精神往往重于形式。
因为形式的创造是十分快速的。
决没有一个能够在他的文件中去取出一张新的审法草案来，并且再希望能够凭藉了一张最高机关的命令，就可以“施行”的。
这一种的草案虽然可以试验，然而决能久存，差不多和流产没有什么两样的。
我记得威玛法在产生的时候，有人想用一种新宪法和新国旗来对德国的民族作欺骗，在过去的半世纪中，这种宪法和新国旗，大都对我民族是毫无关系的。
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应该避免这种试验，因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从长期的运用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所以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自己有一种工会的组织，而且必须认识这种组织的需要。
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任务?什么是工会的目的?
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代表工人的机关。
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知道有阶级，不过从政治方面看来，有一种叫做公民，而公民是具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
除了公民之外，还有一种叫庶民，庶民是绝没有政治上的权利的。
工会制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阶级斗争，可是马克斯主义硬要叫它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马克斯主义首先创设这种经济的武器。
而国际主义的犹太人，就来用破坏自由独立的国的经济基础，毁灭这种民族的工商业，而经营他们自己的工商业。
他们的目的。
是要使民族去做那不分国界的犹太人所操纵的金融界的奴隶。
民族社会主义工会，并不是主持能工当作破坏民族生产的工具的，而在增加生产，使物品能够畅销，他的方法是在打倒一切的弊端；因为这种弊端是含有反社会的性质，并且阻碍经济和全民族生活的效率的。
民族经济的繁荣，就是本身的物质上的幸福，这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人，应该知道的。
民族社会主义的雇主，也应该知道工人的幸福，和快乐，就是他的大企业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要件。
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并不能和他种的工会并存，因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必须认识它自己的任务的普遍性和由这种任务所产生的义务，不被其它组织所阻碍，并且还须发展它自己的特色。
它不能和他种同类组织人妥协，而且还须保持绝对独立的权利。
在过去，曾有不少的反对我们独立行创立工会的议论，但是到了现在，还是一样。
我不愿考虑各种必要失败的试验。
像从工人血汗所得的工资当中，去提取一部分用以来维持工会，而这工会，又是未必一定有利于他们会员的，所以我必定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在一九二二我们的行动，就是根据了这种意见的，其他的人士，在表面也像是有着过人的见识，大家去着手创办工会。
可是没有多少时候，他们便烟消云散，结果和我们一样。
所不同的就是我们以前既不欺入，也不自其而已。
第十三章 德国在大战的联盟政策
在日耳曼帝国时代，外交政策既是变换不定，便是同盟政策也产没有遵照了适当的原则。
在革命以后，这种情形，不但没有改过，而且不愈弄愈糟。
譬如在战前，政治思想的混乱，便是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那么在战后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诚意了。
因为凭藉革命的手段去从事于破坏运动的政党，势必对于以复兴德国为目的的同盟政策是不放在眼中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当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还在一个不出名的小团体的时候，多数的同志，对于外交政策上的问题，大都抱着一种漠然的态度。
因为我们要争取对外的自由，主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在首先要除掉我们所以溃败的原因，并且还须扑灭从中渔利的敌人。
不过，我们这个不重要的小团体，到扩张活动的范围，变成为大团休的重要地位时候，就须急于注意外交政策的发展。
在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决定各种进行的原则，而这种原则，不但应该违反我们的基本观念，而且把这种基本观念，应该切实的表现出来。
关于这问题，我们在研究时所抱有的基本观念，就是认定外交政策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
这种目的，纯粹是鼓励我们的民族性。
凡是属外交政策的建议，不得不要经过了下面的考虑，就是这种建议，在现在或是将来是否有助于我民族，或是有害于我民族的?
还有。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要想恢复失地，常把恢复祖国的政权和独立作为最急要的问题。
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把所失领地的利益和祖国重获自由的利益来两相比较，那是断然的应该轻视前者。
因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领地，它的被压迫和被割裂部分的解放，决不能由被压迫的人民的抗议就可以实现的。必须凭藉着祖国所残余的实力所实现的。
仅有激烈的空口的抗议，而没有准备斗争的武器，决不能使被压迫而失掉的土地重归祖国。
凡是一个民族的领袖，他在对内的政策上，固在训练这种的武器为任务：就是在对外的政策上，也须把进行这种训练工作为目的，并且还须征求同志。
我在本书的上编中，已经说过，在大战之前，我国的同盟政策并不彻底。
我国的政治领袖不在欧洲的内部去实行妥善的领地政策，反而喜欢去采取殖民地和商来的政策。
他们以为这样便可避免武力的冲突，岂知这是十分谬误的；因为这种计划贪多务得，所以他的结果自必弄得一败涂地，世界战争，便是德意志帝国领导不良而所得的报应。
因为在当时最适当的政策，便是在欧洲取得新的领土，使帝国在大陆上的势力能够坚强固。
可惜为了我从前的议员，愚昧无知，不注意于准备战斗的策略，立刻就把在欧洲取得土地的计划完全放弃。
再因他们采取殖民地和商业政策，因此便抛弃了和英国的同盟(在当时和英国盟确是可能的事。)同时他们又不去取得俄国的帮助。
如果依当时势力而论，我国确是应该取得俄国的帮助的。
到底，他们是陷入于世界大战，众叛亲离；而不离弃他们的，也只有那不幸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ty Dynasty)而已。
在英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的超势从依利沙白女皇树立了先声，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制止欧洲强盛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就是用武力来解决。
在德国方面能够和这种政策比美的，也只有普鲁士军队的传统的精神。
英国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随了形势和他所负的任务而异其所用的手段，不过，他的志愿和决心是常常一致的。
当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时候，曾经按照当时的情形，竭力向欧洲方面去寻一个真确对它帮助的伴侣，所以从西班牙、荷兰丧失了强国的地位以后，英国就集中了力量，去对付法国的新兴势力，一直到最后的拿破伦失败为止。
英国人向来是惧怕法国用军力来危害英国的，到了现在，便什么都不怕了。
英国用来对付德国的政治方针进行得十分的缓慢。这是因为德国内部不统一的缘故，所以对于英国也并没有显著的威力，可是在一八七○年到一八一七年左右，英国已经采取了他们的新态度了。
美国占了世界经济上重要地位，俄国的发展而成为强国，这虽鲁英国踌躇一时，但是德国不能利用这种机会，那是十分不幸的。
结果竟使英国向来的政治方针愈形稳定。
英国把德国看作是一千强国，然而因为德国极端工业化的结果，造成了商业中的优势，因此在世界政治上也占取了优势，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极在的威力。
用“和平侵略”的手，去征服世界．这是我国政治家自以为是无上的妙计，而英国的政治家就来利用了这一句话，作国组织抵抗的根据。
事实上，他们抵抗的形式，确是一种组织完备的进攻，这是完全对英国的政治方针符合的；因为英国政治方针的目的，本来不在维持这可疑的世界和平，而是在树立英国的世界霸权，因此凡是在军事上可以利用的国家，英国便引为同盟，这既合天英国传统的见解，同时又可以随时估计敌人的实力；而且是合于英国明了他自己本身的弱点。
英国这种措施自然不能称之为“毫无顾忌”，因为能够对战争准备到这样的周到，不应该拿勇敢来作为标准而加以评判，必须看他能不能适应机宜。
外交的任务，在必须注意于一个民族不为好勇寡谋，而受到失败，须得依了实际情形，去设法维持他的民族，能够达到这目的，便是正当的途径，如果不去照这途径走那显然是一种罪过，对于外交疏忽的责任，这是逃避不掉的。
德国的革命起来了，英国在政略上不再怕德国行将有可配世界的威权了。
可是如果德国在欧洲的地图，完全消灭了，这对于英国也是没有利益的。
反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可怕的政变，使英国外交对象，又改变了一个方向。
欧洲的新形势是德国变成衰败，法国在政治上变为最强的国家。
所以德国丧失了在大陆上强国的资格，适恰好使英国的敌人有利而已。
不过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明年的夏天，英国的外交，还是没有改变了他的态并，因噗在长期的战争中，英国的外交，利用群众心里的力量，比较从前是更国厉害了。
此外，英国为了要防止法国的势力不致过于强大，他的唯一的可能的政策，便是去干涉法国的劫掠的野心。
在实际情形，英国并没有达到了参战的目的，因为欧洲已产生一个强国，这个强国的势力，竟是超出大陆国家的。
实力的比率，对于过种事实，英国竟没法来加以防止；而且实际上这强国是已经桷立了。
现在法国的地位真是无法比拟的。
就军事上来说，他是首屈一指的强国，在大陆方面并没有什么劲敌；而且邻近西班牙意大利等外的边境也很安全；又因德国已经陷入衰弱无能，所以也毋庸去加以防御，他的绵延的海岸，正斜对着英国命脉。
维持欧洲各国的均势，这是英国的一种原因。
因英国如果想握有世界的霸权，这种均势实在是必要的条件。防止德国变成一个巩固的强国，去维持着德国内部各小邦的均势而没有统一的政府，这是法国的一种宿愿他要把莱因河的左岸占领，就是要保持欧洲霸权的一种铁证。
所以法国的外交的最大目的，和英国的政治手腕的超势是永远卫突的。
凡是英美三国的政治家，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亲德的。
因为英国的政治家，必定以英吉利的利益为前提；美国的政治家，必定以美利坚的利益为前提，不用说得，意大利人自然也准备促进爱护意大利的政策的。
所以，凡是相信他国的政治家的亲德论调而希望和异国去缔盟的，这种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为在要达到实际的目的起见，我们必须要答复下列的各个问题：从德国的中欧完全灭亡之后。试问有那一个国家不因法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已经独霸权而发生了动摇?又有那一个国家为因自己本身的生存条件和向来的传统政策而认这种的发展是他的未来的威胁的?
我们必须要绝对的认清，法国和德国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
法国对外政策的关键，是想永久的占领着莱因河一带的土地，并且想靠德国的衰替，去保障他们领土地的安全。
英国只不愿使德国做一个世界的强国。
而法国竟绝对不愿意德国做一个强国，这是两国的根本不同点。
我们现在的奋斗并不是在争取世界强国的地位，而是在为我国的生存，我民族的统一，子孙为面包而奋斗。
照这样看起来．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以做我们的同盟国。
英国极不愿法国的军力没有限制的发展，因为这是有害于英国利益的。
所以法国在军事上的优势，正是大不列颠最痛心的事。
意大利也不愿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一天一天的强盛。
因为意大利的前途，在领土方面只有靠地中海沿岸发展。
他的参加世界大战的动机，并不想增加法国的势力，而是断然的给亚得里亚海(Adriatic)上的劲敌以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欧洲大陆方面法国的实力一步一步的增加，这就是意大利未来的障碍。
如果说法民族相同就可以消除敌意。
那意大利并不会有了这种自欺的梦想。
我们审慎的加以考虑，知道英意两国的自然利益，和德国民族生存的必要条件是极少冲突的，而且在某种的限度内，不是有着互相的利害。
照德国现在的情形来说，还有肯和德国联盟的吗?我们可以说“没有。”不论那一个国家，如果要对自己的尊严看重的话，并且希望由联盟所得的利益，较多余贪污的政客所骗取的小利，那是决不愿意和现状下的德国来联盟的。
因为我国没有资格去和人家联盟，所以无怪那些行同匪寇的敌国要联合一致了。
如果德国更要再衰落的话，虽然英国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利益，但是对那总揽国际金融的犹太人是有着大利的。
这是因为垄断金融的犹太民族，显然是和英国的见解相反，他们不仅希望德国在经济上永远衰落，而且还希望德国在政治上完全成为奴隶。
因了这缘故，犹太人便竭力听提倡灭亡德国。
犹太人的用意，那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想要德国赤化。
——就是摧残德国民族的智力，——并竭力借了犹太我所操给的世界的金融，来摧残德国劳工的势力，作为扩张犹太人征服世界计划的第一步。
英国的情形和意大利十分相似，他的坚定的政治方全钱和犹太人垄断世界金融的要求显会有着不同，而有这种不同时时显露着。
只有在法国犹太人所代表的证券交易所，目的正和法国政治家所具的希望一样。
因法国的政治家，是极端的爱国主义的人物。
这种一致的现象，是德国极大的危害，所以德国确实是国德国的最可怕的敌人。
从我们从事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人看来，英国是不是可以做我们的同盟国，不易逐而断定。
因为德国犹太人的出版上，常常有使国痛恨英国的言论，而德国许多愚昧的人，甘受犹太人的利用，竟言扩张海军，反对夺去我们的殖民地，并且主张的把那些殖民地收回来。
这些问题，他们使无赖的犹太人给英国的犹太人，用作宣传的资料。
我国愚蠢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现在应该觉悟了，我们现在所必争者。并不是什么“海上的权势，”就是在大战以前，不是先把我们在欧洲的地位使它巩固，而竟尽我们民族的力量去争海上的要权势，这实在是失策的。
这种的企望，实在是太愚笨了，在政治上这样的愚笨就叫做罪恶。
我还须来叙述一下近年来犹太人用了特殊技巧所演的把戏，这就是南的罗尔(South Tyrol)问题．
犹太人和拥护哈普斯堡皇室的正统派的政治家，竭力来设法阻碍德国的联盟政策，因为联盟是使德国的可能复兴的缘故。
犹太人的有处于甫的罗尔的宣传，并不是真的爱护南的罗尔，而是恐怕德意志间有了谅解的可能，因为他的宣传，对于南的罗尔实在害多益少。
唉，南的罗尔呀!
我还要说明的．就是当有的罗尔的命运已被决定的时候，(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我就和多数同志，到防地去加入军队。
在当时，我的从军的志愿，就是不愿意丧失了南的罗尔，而愿意替祖国保全这一块土地，像保全德国别的地方一样。
要替德国保障南的罗尔，自然不是狡黠的议员，在维也纳的市政厅中，或是在慕尼黑的总司令部前面，发表一些虚伪激烈的演说所能办到的，只有靠那前线的军队。
所以，凡是破坏前线的，那就等于出卖南的罗尔和德国的其他各地。
我们必须彻底的明了，要收回失地，只有靠武力，决不能靠祈祷仁慈的上帝，或是诚心去希望国际联盟所能做到的。
最最可耻的，就是多数的发言人，并不自信他人议论有了什么效用。
他们也十分的明白空谈是无济于事的。
他们所以这样，不过因为现在来说恢复南的罗尔，比较过去须用武力来捍卫南的罗尔容易而已。
各人各尽其本领，我们过去曾为南的罗尔流血，他们现在只知高谈阔论。
假使日耳曼民族要防止威胁欧洲的腐化分子，那是万不可陷入像战前那样的谬误而去和上帝及世界做敌人，我们必须切实地认定我们的最大敌人，俾得集中了全力去向他进攻要是我们能够靠别处的牺牲而获得胜利，那么，我民族的子孙，可以不再来责备我们了。
他们见到我们这样的坚苦卓绝，终于得到了光荣的成功，必定会钦羡我们这样的决心的。
使德国陷于失败的，就是和过去的腐败的奥国同盟的一种妄念。
现在的外交政策仍旧被这种狂妄的情感所支配，阻碍了我们的复兴，那无过于此了。
现在我们不防来试问一下，我们的政府，曾经怎样的把独立自尊、英勇自负、和敌忾同仇的精神来注入我民族，这是什么用意?
一九一九年，德国受和约的束缚当时有人希望这种压迫的条约，会得使德国的解放，得到帮助，这是十分合理的。
因为和约的条件，如果给某一国一种极痛苦的的打击，那么，这和约常常是某一国将来复兴的先声。
凡尔赛条约给我们的影响很大。
这条约的每一点，都在我们民族的心灵和情感中焚起了烈火，结果使共同的耻辱和共同的仇恨，深深切印入了六千万男女心坎里，变成一片弥漫的火焰；从这赤热的火焰，将产生出一种坚强得像钢铁般的意志，我“我们还要奋斗”的呼声。
然而一切的机会我们都错过了，所以我们什么事都没成果。
谁还能来怪我民族不能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呢?
一个民族处在我们的地位，如果不是政府公意毅然和人民合作，宣布人民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意志，并有保护这种意志，那么，不会有人将认这民族有和人家联盟的资格。
建造新的战船和收回殖民地等的口号，显然是一种空谈。
因为这种口号，并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只要我们平心静气的考虑一下，就可以明白的。
唱这种高调的，竭力从事于一种有害的示威运动，而去对抗上帝及世界上其余的各国，忽略一切成功所必需的重要原则，就是“彻底实行。”我们从向五国或十国怒吼，而不知道集中我们民族的意志力和体力，去向我们最凶恶的仇敌作重大的痛击。
而且我们把联盟政策到了最后奋斗时所增加实力的可能性也一并牺牲了。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这负着一种使命。
就是这运动必须教训一般人民忽略于琐碎的事情而注意于种种事端，不要因了细故而生出异见来，而且永远不忘掉我们现在的奋斗目的，纯粹是为了我民族的生存，我们应该怒力去打倒唯一仇敌，就是时时来剥夺我民族生存的人。
更进一步说，日耳曼民族在不曾惩罚那些卖国误国的罪犯之前，是没有道德上的权利指责贡界各国所取的态度的。
能够和我们联盟的民族，如果真是能够代表民族的利益，究竟能够为所欲为，而去真的反对各自由民族的公敌吗?譬好说英国传统的政治势力，能不能打破犹太人的优势力呢?这确实是一个难答的问题。
因为可以决定这问题的因素太多了。
在法西斯蒂统治下的意大利，竭力和犹太人的三种主要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或许是出于无意的，但是我个人的无论如何不相信他是出于无意的)这种举动，最能来证明用间接的手段可以来消弭犹太人危害国家的毒害的。
像秘密结社的严禁，独立和超国家的出版物的检举，国际马克斯主义的剂除等等。
如果是在英国，那么这种举止比较是困难的。
因为犹太人在英国用着间接影响公意的手段，几乎完全操纵了这“最自由的民主国”。
可是从英国方面来说，在代表英国利益的和代表犹太人垄断世界权力的两者之间，他们也时起冲突而互相斗争个不止。
我们看一下欧战后英国当局对日本问题的态度，以及报纸对于该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知道这反对势力的冲突的猛烈。
欧战刚刚完毕，美日两国的宿怨又出现了。
英国见到美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突飞猛进，他的嫉妒，自然不是种族关系所能够遏止的，所以英国注意他旧日的同盟，十分提心着将来“英国统治海洋”的一句话，变成为“美国统海洋”。
把德国消灭了，这并不是英国的利益，实在是犹太人的利益；这正像现在灭亡了日本的有利于英国。
还不及有利于犹太人希古独霸世界的野心。
英国虽是拼命维持着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犹太人便暗中在运筹设计，以求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犹太人十分明白在几千年之后，他们能够颠覆了欧洲的民族，使血统淆混纯粹的种族消失。
可是，对于亚洲的民族国家像日本，那就不易实现这种目的了。
所以，现在别的犹太人，他们又煽惑各国去向日本进攻，正像从前怂恿各国去向德国进攻一样。
为了这原由，即使英国的政治方针要去和日本缔结同盟。但是英国的犹太报纸，意可以同时鼓吹对此同盟国来作战，并且靠了宣传发主政治和高唱“批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口号，准备着从事灭亡日本的战争。
现在的犹太人是英国的叛徒，而反对犹太人危害世界的斗争，也将在英国作国出发点。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要认识自己国内的最大敌人，同时，使对这种敌人的斗争，对于其他的民族成为一种驱除黑暗，大放光明的火炬。并且再为奋斗的亚利安指示出一条福利的途径。
第十四章 东方政策
我国的那些所谓的知识阶级，他们贸然改变了我国的外交政策，使它不能真切的来代表我民族的利益，俾他们狂妄的理论得到好处。
我十分在感觉到我必须向诸同志郑重地谈论一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俄国的关系。
因为这问题是人人所应该明了，而且是本书篇幅所许可的。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它的任务是在使他们民族的繁殖，和他们土地的大小，能够有一种自然和适当比例，而保障种族的生存。
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的，唯有地球睥充分的空间。
德意志的民族，只有靠了这种方法，才能保障了他是世界的强国。
在世界史上，我国民族的利益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有千年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自己可以来做证明的。
因为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实在是德国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竞争，我们对这战争叫做世界大战。
在那时候，德国的表面是一个世界强国。
我所以称之为“表面”，就是因为实际并不是一个世界强国。
如果德国的土地和人数能够合于上述的比例，那么，德国确实是一个世界的强国了，倘使把其他的种种因素一概置之不论，那么，欧战的最后胜利，就是当属于我们的。
现在的德国并不是一个强国了。
从领土上看来，德国的疆域，和那世界列强相较，那真是小得很我们不必用英国来作例，因为英国实际上只是不列颠世界帝国的一大都会，但是不列颠世界帝国所辖的领土，差不多占了地球的四分之一。
我们必须再看看其他的各大国，像美国、俄国和中国。
这几个国家所拥有的领土，都是十倍于现要的德国。
就以法兰西而论，也应该列入这等国家中。
法国常常使国内的有色人种加入军队。
如果这样的再过了三百年，那么，法兰西血统，势必完全消失于欧非两人种所造成的国家中，他所拥有的广大的领土，将会从莱因河一直扩充到非洲的刚果河(Congo)他的种族，也就越来越复杂了。
这就是法国的殖民政策所以和德国以前的殖民政策的不同的地方。
我国以前殖民政策，既不能扩张日耳曼民族的领土，又不敢大胆的靠了黑种人的血统来增强帝国的实力。
德属东非洲的亚斯加力(Askari)士兵虽然略有这种的倾向。可是这种士兵，仅能保卫殖民地的本身而已。
我们不能去和世界其他各大国来比较，我们已经不再享有怎样的地位。
这是不得不归咎于我国外交政策的谬误，因为在外交上缺了传统的政策，丧失了族所赖以维持的一切健全的本能和策励。
这种种的错误，必须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来给以补救。
我国的人口和疆域不相称的情形——疆域是财富的来源，又是政力量的基础——以及我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衰弱无望的情形，应该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来设法除去或调济的。
德国政策是最大的成功，便是我普鲁士邦的组织，以及从这一个组织所养成的国家观念，同时使德国军队的组织，也能够适合了现代化的需要。
因为从个人自卫的观念变成民族自卫的观念，这种改变的思想，实在是从普鲁士邦的组织呼它的新原则而来的。
因为日耳曼民族的个人主义过分的发达了．因之人心涣散，只有在经过了普鲁士军队的组织，才成为有训练的民族而且使民经丧失了组织能力稍稍得到恢复。
凡是其他各民族在努力进得统一的时候所需要的精神，我民族都已经靠了军事训练而获得了。
因了这缘故，对于废除一般的兵役的任务，——这件事对于其它的民族或者不关什么轻重——实在和我们的生死相关。
如果我们德国人有了十世不受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由他们去受本性上涣散的恶影响，那么，我民族在地球早将不会再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了。
这样日耳曼民族只有在异族的旗帜下而苟延残喘，对于文化贡献，这种精神恐怕是不再会有了。
我国在政治上的真正成功，和那种徒令民族牺牲流血的目标，这两件事我们必须分别清楚，这种的分别，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行动是十分重要的。
民族社会党运动，决不能和那些卑污下贱的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相联合。
要是我们认国我们现在也须为欧战的主张所束缚，那是更为险的事；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使我们的领土和我国的人口的数目能够互相的调和。
从政治上来说，要求恢复一九一四年的国境，这未免太不聪明了。
但是坚持这一种要求的人，反而宣称他们这种要求是他们政治行动的目标，岂知这种的要求反而使敌方的联盟更是巩固。
欧战八年后——参战各国的欲望和目的的原本是十分复杂的——在当时胜利的联盟，现在所以还能团结一致，唯一的理由就是在此。
这些国家，当时都因德国的失败而获得了利益。
因为列强骇惧我国的实力，所以把他们彼此的嫉忌完全置诸脑后，反面暂时的团结一致。
他们以为瓜分我们，就是防止我们复兴的唯一的政策。
这种不良的居心．和对于我国实力的惧怕，实在是为他们团结一致的原动力。
自从维也纳会议以后，世界的局势完全转变了，群主和后妃，已经不再为领土而去作孤注一掷，现的统治世界的，便是那些残酷而不没国藉的犹太人。
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对于国民族的将来，一些也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这种疆界，过去既不能做德国的保障，将来也不能增加了德国的实力。
既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团结，又不能使日耳曼民主族的财富满足。
就军事上来论说，这种疆界也是不适宜的，而且也不满人意的，更不能改进了我国在对于世界其他强国的地位。
——与其说对于其它强国，还不如说对于真正的强国——况且，这种疆界不能缩短我国和英国的距离，又不能使我国成为类似美国的一个大国。
再有，就是法国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并不因了这疆界而受到怎样的实际上的损失。
只有一件事可以断言的，就是要恢复一九一四年疆界的不论那一种计划就算是成功，也徒然叫我民族来再度和流血使有用的国民，完全去为国牺牲了，能决策励行而再造我民族的生命的前途。
况且，“民族的光荣”已经使大家心满意足了，我们必定惑于这种空泛的成功，去放弃一切比较远大的目标，于是开放门户去兴商业，不到事变发生是不止也。
民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我们外义政策上的目的，保障日耳曼民族在地球上所应得的领土。
万一因了这种行动而流血牺牲，对于上帝以及日耳曼人的子孙，也可以说得出理由了。
在地球上，不论是那一个国家，都不会凭藉了上帝的赐予而获得了尺寸的领土的占领。一个国家的疆界的决定的变更，完全是由人力造成的。
一个国家，虽然已经获得了很多的领土，然而决不能据此而说他的领土应该永远的占有。
因为领日的获得，不过是证明了征服者的强有力的呼丧失土地者的怯弱无能。
占有的权利，便是寓于这种强力之中。
我们的祖先，对于国土的获得并不是得之于上天的赏赐，实在是从奋斗而得来的，所以将来能够给我民族以土地和生命的，也只有武力而已．
我们虽然明白和法国应该只有妥协的必要，可是，因妥协而牺牲了我国对外政策上的大目标，那也未免不值得。
有意义的妥协，必须能够扩充我民族在欧洲的地域，因殖民地的取得，还不能解决居住问题，能解决这项问题的，实际也只有获得可以移民的领土，以开拓我祖国疆域这样，新移居的人，不但能够获得和原来的地方保持密切的联络，并且还可以保证新领土和祖国结合后全国产生的一切利益。
我民族社会主义的党人，现在已经决心放弃我国的外交政策的倾向。
我们现在是采取了六百年前的外交政策，就是遏止日耳曼人纷纷向欧洲南部和西部去移殖，而使我们的视线向东去。
我们已经结束了战前殖民地和商来的政策，只是注意于未来的领土政策。
我们在现在一谈到欧洲新领土的开辟问题，必须先想到俄国和他的接壤的国家。
好像命运之神是愿意指示我们发的方向。
命运之神使俄国变成布尔雪维克，就是使它丧失了从前俄国所靠以立国而保障其生存的知识阶级。
因为俄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并不是为了斯拉夫民族具有怎样的政治能力，而是日耳曼分子能够在劣等的民族中组成国家的证明。
现在俄国的内部，可以说这种日耳曼民族的分子，已经排除净尽，由犹太人取而代之。
俄国人现在决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摆脱犹太人的束缚，犹太人也不能永久的去统治俄国。
因为俄国人不善组织极易分化的缘故。
这个在东欧的庞大的帝国，现在已经快溃了，犹太人统治的末路，便是俄国国祚的告终。
自然犹太人是反对我们所采取的政策的。
他们引毕士麦的主张，作为他们唯一的理由，去拥护一种无聊而有害于日耳曼民族的政策。
他们说毕士麦也极注意和俄国发生亲善的关系，这句话确是不错。
不过还有一层，他们不会提及，就是毕士麦也极注意和意大利发生亲善的关系。
但是毕士麦实行和意大利联盟，为的是易于抵抗奥国。
这种联意的政策，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我知道他们答案必定是：“因为现在的意大利，已经不是从前的意大利了。”好，这句话真是不错。
可是，我说现在的俄国已经不是从前的俄国了，读者诸君也当答允的。
那种能够见机而行的毕士麦，他决不会受联俄政策的拘束的。
所以这一个问题，并不是“毕士麦在当时采取什么政策”，而是“他在现在将采取什么政策”上面。
这一个问题，也是不难答复的。
因为毕士麦的政治手腕，决不致去和那些快要崩溃的国家去联盟的。
还有毕士麦对于殖导和商业的政策，在当时也很踌躇不定，因为他留意于采取极安全的方法．使他的创造的国家，能够安全和巩固。
这就是他愿意和俄国联盟的唯一的理由因了这一个理由，可以使他得自由的向西方发展了。
不过这种政策，虽然在当时有利于德国的，但在现在，反而有害于德国了。
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本党受各方面的怂恿，开始和他的解放运动相联合，而和宣传十分有力的“被压迫民族联合会”(Association of Oppessed Nations)取一致行动。
这联合会的主要分子．就是巴尔干各邦(Balkan States)埃及和印度的代表。
这班人给我的印象他们只是空谈，并没有家力来做后盾。
但是也有不少的德国人，尤其是相信民族主义的德国的人，竞为这班呶呶不咻的东方人所欺骗，他们把那些偶像露面的印度或是埃及的学生。当作了印度或是埃及的真正的“代表”。他们从不会仔细考查过，而且也没有发觉这种既没有后盾，也没有那一个人授给他们的权力，叫他们缔造那一种协定。
所以和这种人互相周旋，结果是等于○，徒然是浪费时间而已。
我还记得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间，民族主义的团体之中，忽然发生一种幼稚可笑的希望，大家以为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已经崩溃。
有—部分从亚洲来的江湖骗客，(他们也许确是真正为印度争取自由的战士，然而这不是我所计的)他只遍历欧洲各地，去怂恿一般明达的人说，虽以印度为枢纽的不列颠帝国将要崩溃了。
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思想是由他们的希望而产生的．
假使妄言英国并不把印度在不列颠帝国的重要地位加以注意的话，这未免太幼稚了。
一般人认英国将要放弃印度，这实在是一种不幸讹传，这足以表明他们不曾在世界大战中获得教训，而且也没有看出盎格罗撒克逊人的坚决的性格。
同时，这种见解，又证明也德国人完全不知道不列颠人统治他们的帝国的方法。
因为英国要是不让异族去参政和不受强敌的武力压迫，那是决不会丧失了印度的。
就是印度的叛变也是难于成功的。
照我德国人的经验，知道要强制英国人去做他所不做的事，那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一切完全置之不论，均以德国人的立场来说，也宁愿英国统治着印度而不必见印度去受其它的民族的统治。
还有希望埃及也有出人意外的抗英运动，这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瞎谈。
当欧洲大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情形已经是很不好。
我们去和奥土两国同盟，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庆幸的。
因为正当世界军备和工业最盛的国家在秣马厉兵，形成了大家一致进攻的阵线的时候，我们乃支联合一两个孱弱落全伍的国家。要把这奄奄待毙的废物去和生气蓬勃的联盟抵抗，这有什么用呢?这种外又政策的错误，已经使德国受到莫大的损失。
我站在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上，以种族为标认而来品评人类，对于把一民族的命运击之于所谓“被压迫民族”的一点。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就种族来说，我早知道这种被压迫的民族是毫无价值的。
现在统治俄国的当局，他们并没有诚意去和他国缔结同盟，或是遵守盟约。
我们切不可忘记了他们是一种身染血污的卑鄙的罪犯，是人类中的败类，只因他们得到了乘乱举兵的机会，因而可以去蹂躏一个大国用了他们残暴的手段，去屠杀无数的最有知识的同胞，并且施行他们最专制的统治。
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
我们又切不可忘记了他们统治者所属的民族，是兼有兽性的残酷和说谎的特长的，并且还自以为将要去压迫全世界的。
我们尤不可忘了那些没有国藉而完全统治着俄国的犹太人，他们并不把德国看成是朋友，而把德国看成一个应该遭受同样命运的国家。
俄国所受到的恐怖，现有已经轮到德国头上。
德国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第二个巨大的目的地。
我们必有面具有青年传道者的全副精神，才能去复兴我民族，拯救人民族，使我民族脱离国际毒蛇的蹂躏，并且防止我民族内部血统的混乱，这样一经解放，就可以去运用我民族的力量，去保全我们的民族性。
假使我们的目的是这样，而再去和某一个强国联盟，此强国的统治者，便是我国将来不共地戴天的仇敌，这岂不是我们大愚蠢了吧!
在同盟政策上旧德意志帝国所铸成的大错，就是因为方针不定，并且不愿一切的利害，一味的敬苟且偷安，以致我国的对外的一切邦交。
弄得十分不好。
但是有一件事确也不可非议的，那就是不会和俄国继续着维持良好的关系。
我坦白地承认：在大战以前，我曾经想过，德国要是放弃了他的愚笨的殖民政策的海军政策，联络英国去对抗俄国，并且再抛弃他支配全世界的野心，去采取一种在欧洲大陆上能够获得领土的确定政策，那么，他的情势必定较为佳好。
在从前，鼓吹兰斯拉夫主义的俄国，常对于德国加以一种横蛮的威协，这是我不会忘掉的，俄国常常做一种动员演习，他的唯—目的，便是在滋扰德国，这是我也不会忘掉的，在战前，俄国的舆论，对于我民族和帝国常作一种忿恨的攻击；这也是我不会忘掉的。而尤其不能使我忘了俄国的大报纸，往往赞助法国而不赞助我德国。
但是在大战以前，我们尚有另—条路可走，这就是我们为了要使俄去抗英的关系，不妨去倾向俄国。
现在列强诸国的团结，差不多向我们作一个最后的警告，使我国民去摆脱梦想，顾及事实，并且还明白昭示我们唯一的一条道路，照此道路前进，这老大的国家，那才会有发扬光大的一天。
民族社会主主运动，假如能够明白他自身的重大任务，去摆脱一切的幻想，以理智作为唯一南针，那么，一九一八年的火祸．或许可以转变而为民族的将来的福利。
从此，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政治上传统政策，”(Poltieotradition)这种政策，英国是有的，俄国也是有的，法国也咎往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决定采取这种良策。
日耳尔曼民族对外行动的传统政策应如上述，这是德匡应走了路线是十分明显的。
在大陆方面，德国不能容有两大强国在欧洲崛起。
凡是企图在德国邻近变为军事的强国的，即使略具军事的形势，德国、也必定看作是一种侵略行为，而以各种手段去加以制止的，就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也是在所不惜的，
这不但是德国的权利，而且是德国的责任。
如果和英意两国缔结同盟，在军事上的结果，必定和联伊的结果相反的。
最重要的便是和这两国“接近”，决不会引起了战争的危险。
对这同盟可以站在反对态度的唯一强国——法兰西——那也没有力是来反对于是这种同盟，将使德国在平常的时候就从事着种种的准备工作，以便在盟约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和法兰西谋一个解决。
因为这种同盟自己能够去破坏那使德国极感不安的三国协商，(Ertente)而且使我民族世仇的敌人法兰西陷于孤立。
由是英意德三国的新同盟，将操纵一切，而法兰西便也失掉了他的优势。
另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事实，就是这新同盟中的国家，各有可以互助的专门技能，所以德国最后所获得的同盟国决不会像水蛭的吸取血液，而能尽了他的力量来补充我们的武备。
我已经在前章中说过了，要把这种同盟来使之实现确有种种的困难．
然而三国协商的成立，他的困难岂在比这要少的。
他那各国的利益，本来是互相卫突的，而英王爱德华七世(Kine Edward)到底能够完成了。
倘使我们能够明了这种进展的必要性，靠了精巧的手腕和慎重的考虑，去统一我们的行动，那么，我们的同盟，必定是不以成功的。
现在，在我们国内的敌人，固然对了我们怀恨而加以狂吠，但是。我民族社会党人，终不宜被这种狂吠有所迷惑，我们应该举内心所确实信以为重要的事实宣示于人。
狡猾的犹太人利用我德国人思想上的缺陷，用于奸诈的手段，去使与舆论陷于荒谬。
我们对于这种荒谬的舆论，必须用一种不屈不挠的态度来对付的。
我们在现在虽是河中的一石，可是在几年中，命运会使我们成为一种障水的堤坊，一切的洪涛巨浪，将要于这堤防所激破，流入于新的河床之中。
第十五章 紧急防卫权
我们的国家，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停战的时候就采取了一种乎几要自超于灭亡的政策。
我们现在所有的时光，和一八O六年到一八一三年使惨败后的普鲁士复兴时所需的时光差不多，然而，我们不能来利用这时光，反而使国势一天一天的衰弱，这是人人所共知的。
他的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签订了辱国的停战条约以后，国人对于敌人屡次所提的压制政策，并没有能力和勇气来给他反对。
他们敌人是很聪明的，不过他的要求一次来提出。
停战的人命令，要我国解除军备，使我国在政治上失去了凭依，成为孤立无助的状态，而经济的掠夺，又是层出不穷的，一一相继而来，这用意，就是要便我们认识道威斯(General Daroes)的调停是不幸运，罗加诺条约(LoearnoTreaty)是胜利。
从一九二二年冬季到二三年，我们知道了和约成立之后，法国仍是实现他的最初的参战的目的。
如果说人口不多的法国，他们参加这次空前的四年半的大战，目的是战后的得到赔偿损失，这种话叫谁肯相信呢?
如果说亚尔隆斯罗边(Alsace—Lorraine)将来的政策的一部分，那么，法国的作战，就很容易解释了。
因为他们的政策，就是要把德国分列成许多的小国，这就是法国参战的目的。
然而，法国的参战，实在无异于把他的民族出卖给没有国藉的犹太人而做首他们的奴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的政变，像迅雷闪电样的突如其来。
但是当国内在发生大变的时候，我国的军队还是深入在敌国的复地。
当时，法国所首先去注意的，并不是把德国来使它分裂，而是在怎样使德国的军队很快地退出法比两国边境，因之，巴黎当局，在战事结束的时候，他的第一任务，便是解除德国军队的武装．并且使他们退回德国去。
不过有待于此事完成之后，他们才能设法把最初参照的目的来实现的。
不过说英国来说，德国既丧失了殖民和商业的势力，因而降成为次要的国家，可是英国的参战，已经获得胜利了。英国也并没有毁灭德国的心思，实际上，他是极希望将来的欧洲有一国能够和法国来对抗。
所以，法国也不得不静待着和平，然后再开始他已经从欧战树立的基础而来工作．
克里蒙梭(Clemenceau)的宣言，称和平不过单是战争的继续，这句话实在有着深长的意义的。
到了一九二二年冬季，法国的用意，便就大家知道了。
我相信，要使法国对于我国的用意变为唯一的方法，便是使我国的政策转变了来对付敌人。
我相信，如果德国能够行使法国陷于孤立的地位，那么第二次的大战，必定不是德国反抗世界的战争，而是德国自卫以对抗法国的战争，因为法国扰乱世界和严的缘故。
如果德法两国，不断发生冲突，而这冲突只是防御法国的侵略，那么。这种冲突，一直继续下去而永远不会发生战争，而德国的国境，也难免世世的被人侵略而不断的有所变更了。
等到德国人完全能够明了到这一点。
日耳曼民族的生气，便不再虚掷于消极防卫，而能起来一致有对付法国，这才能和法国解决了这永久不决的冲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德法两国间的情况，又到了十分紧张的时候了。
法国正在打算对德国作大规模的压制，而且在师出有名。
他希望能够占领鲁尔(Rnhr)这地方，去破坏德国的最后的国基，使我们陷入于经济困之而负债累累。
这鲁尔被占，命运倒又给日耳曼民族以一种振兴的机会。
因为这件事粗看起来，好像是大祸临头了，但是仔细观察反而有使德国脱离苦海的可能。
当是法国确是第一次和英国疏远，就是审慎的想维持这英法联盟的英国的外交家，以及大部分的英国人，大家都认为英法间的关系是已经结束了。
英国商业的团体，对于法国在大陆上势力的一天一天增加，自然地十分愤慨的。
法国占领了鲁尔煤区，实在使英国丧失了他在大战中所的一切的成功，现在的胜利者，已经不是英国灵敏而劳苦的外交家，而为福熙(General Foch)元帅和他所代表的法国。
意大利也对法国有着恶感。
其实，战争在刚结束的时候意法两国的友谊，已经就不大好，现在是竟一变而为仇恨了。
将来终有一天会使昨天的友邦变为明天的仇敌的。
但是这事件终于未生的缘故，就是因为德国的总长，没有恩韦元帅(Enver Pasha)的才能，则只是一个库诺(Cuno)而已。
当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们还不能因法国占领鲁尔藉口重振军备，我们必须先在德国的民族中灌输一种新的精神，使我民族的意志益趋坚强，而且须将国内最大的恶势力完全除净尽。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不知道扑灭马克斯主义的结果，便是——九一八年的大流血所以一九二三年春季的可怖惩罚，便是我们坐失良机，不会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叛党和暴徒的工作的结果。
那些小资产阶级，他们以为现在的马克斯主义，已经不比从前，且以为主持一九一八年事件之“败类”，曾经牺牲了二百万生命作为夺取的工具而不悔的。到一九二三年便可为民族的正义观念而服务，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想!瞎希望这班叛徒来做解放德国的战士，那真是愚不可及的傻子了。
这班瓣叛徒也决没有这种想法。
马克斯主义的人们不能不为叛逆，这等于野狗不能弃死尸而不食是一样的。
一九二三年之情况和一九一八年的情况很是相像，不论我们来决定那一种的抵抗政策，他的要点，都在使我民族脱离马克斯主义的毒气。
我十分的相信，凡是真正的国家主义的国民政府，他的急务就在获得以去灭扑马克斯主义的力量，而且给这种力量以自由处置的权力。
当国外的敌人，对我国施以一种致命的打击的时候，而国内的叛逆，又潜伏在街头巷尾，这时的政府千万不在留变于“安宁秩序”的笨策。
要是最后解决我民族敌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方法而不能免于混乱，那么，真正的国民政府，应欢迎邀纷扰不安的时局。
我常常恳求民族主义的各党，应该在应使命运的支配，使我党施行对付马克斯主义和明确，然而，他们对我的劝告，总是置之不理。
他们(包括了国防军的首领)大家自耍聪明，终于忍受了那最可耻的屈服。
当时，我很感觉到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使命已经完毕，不能使他们再负其他的什么责任了。
在这时候，我坦白的承认，我对于阿尔卑斯山以南(South ftheAlps)的伟人，发生了热烈的钦慕。
他为了酷爱他的民族。因此不和意大利国内的敌人妥协，而且竭力用各种可能的和段和方法来扑灭敌人。
莫索里尼所以能够列于世界伟人的缘故，就是他决心不和马克斯主义平分意大利，而且扑灭国际主义，来拯救他的祖国的缘故。
德国虚伪的政治家得莫索里尼相形下，真是小得很。
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那宽恕马克思主义的办法，一开始就使我们在鲁尔不能采取丁怎样有力的抵抗。
他们让我国的世仇马克斯上义的徒党蛰居在国内，我们再要起而去和法国作战，那真是愚妄的傻子。
不难预言的行将发生的事变，就在一九二三年春季发生了，空喊着向法国抵抗，这是徒然的，因为在军事方面，是否可以得到胜利呢?要知道德国对于鲁尔事件的行动，结果如能扑灭德国的马克斯主义，那么我们就已操胜算了。
如果德国一旦而能够脱离不共戴天的世仇，那日后的发展。自然是不可限量的。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毁灭的日子，便是加在德国身上，也就粉碎无余。
自从有史以来，我们从来不曾被仇敌所征服过，征服我们的只有我们本身的败德，和那伏在一旁和敌人而已。
然而，上天竟赐德国一个伟人，这伟人的名字叫做柯诺。
据柯诺的推理；“法国占领鲁尔。?
鲁尔有的是什么?是煤。
法国的占领鲁尔，不就是为了该地的煤?”柯诺的推理既是这样，所以他心深信用罢工的手段，可使法国人丧失了他的煤，而且因无利可图，早晚必定会退出鲁尔的。
这就是我“民族”“杰出”的“政治家”的思想。
要实行罢工，就得要借助于马克斯主义力量，因为罢工和工人的关系最是密切。
所以，使工人和其他的德国人构成一条联合战线(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柯诺把工人和马克斯主义者看作是一样的东西，)那是十分要紧的。。
而马克斯主义者，他们也赞成这种意见，因为马克斯派的领袖他需要柯诺的金钱，这不亚于柯诺需要他们的来参加构杨一条“联合战线”。
如果在当时，柯诺先生不用金钱来运动总罢工，作为结“联合战线”的基础，而去令德国全国的人民，大家多做两小时的工作。
那么，“联合战线”的骗局，必定在三天内暴露了。
凡是民族，决不能自己不努力而获得自由的，只有牺牲，才能获得自由。
说到消极抵抗。那是断难坚持久远的，除非完全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东西的人以外，决不会有人去空希望这种荒谬可笑的方法．能够驱逐了霸占领土的敌军的。
像鲁尔的威斯法里亚人(Wesopha Kians)知道有了八十师或是一百师的军队，在准备来援助他们，那么，法国的军队，自然要感到困难，像是坐在荆棘丛中一样。
当工会饱受了柯诺的捐功，将要把软弱的消极抵抗，改为而成为积极的攻击的时候，共产党便立刻脱离了民族的战线，回复了他们本来的面目。
到了这时候。柯诺先生也只好默然的退职。
从这点德国增加一番经验，只是也丧失一个希望。
牺牲了亿兆的金钱，和千万德国青年(他们大都头脑简单，轻易信仰德国统治的人的话的。)终于也不免到那悲惨的崩溃和可耻的屈服的，人民对于这种卖国的举劝，真是怒不可遏。
亿兆的人民，大家都认明唯有根本为肃清德国现行的全部制度，那才会有挽救的理。
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季受到太审判的时候，曾经作演说，现在把这演词的最后一句摘录在这里：
“我国的法官，痛斥我们的行为，这虽属正当，然而主持更高真理较好法律的历史女神，必定会来撕碎这种判决；而且还要嫣然微笑，宣布我们尽是一些无辜而受害的可怜人。”
关于引起及决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事变事实，我不想在这里来加以叙述。
因这我想相信这种叙述，对于将来是毫无补益的。
事已如此，批评有什么效用?而且对这应负责的人。
我也不想多言，因为他们爱护民族的心，不落人后，可是他们迷失了共同的途径，或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不单是求其一致而已。
后记
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第一部是希特勒１９２４年在狱中写成的，出狱后完成第二部，问世于１９２５年。１９３０年《我的奋斗》以两大册式出版，版面为１５。３厘米宽，２２。８厘米长，每套售价１２马克。同年又推出了一个合订本大众版，版面如一般圣经大小，为１２厘米宽，１８。９厘米长，每套售价８马克。希特勒上台后（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希特勒上台执政），从１９３３年２月到１２月３１日，该书共出售了１５０万册。到１９３９年，发行量达到５４５万册，１９４２年总计发行８４５万册，１９４３年的数字为９８４万册。（参看：Werner Maser，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Bechtle， Esslingen １９９５， 第３５页）截至到１９４５年，“我的奋斗”被译为１６种语言，原作与译本共计发行了１０００万册，是当时发行量与译文文本最高的书籍。（同上，第３７页）１９３６年南京中国民国翻译所推出了该书的第一个中文版。（同上，第４１页）
该书日后成了第三帝国的蓝图。有人称《我的奋斗》是“当代蛊惑人心之杰作”，“２０世纪灭绝人性的罪行录”，这是十分确切的。
希特勒１８８９年４月２０日出生于奥地利巴伐利亚边境的小镇勃劳 ，父亲是奥地利海关的一名小职员。希特勒６岁时进了家乡林嗣附近的公立学校，成绩良好。他１１岁上中学，一心想当艺术家、画家，而他父亲却要他做个公务员。这使他学习不安心，成绩每况愈下，读了两年，没等毕业就中途辍学了。
希特勒的一位中学老师这样描绘他：“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资的，虽然只是在某些学科方面。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客气点，他好强辩，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脾气暴躁，不遵守学校纪律。他不用功。否则有这样的天赋，他一定会有好得多的成绩。”
希特勒１３岁时，父亲病逝，母亲迁居至林嗣郊外乌尔法尔的一所简陋的公寓，靠微薄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到１６岁时，希特勒虽然还没有抛弃当艺术家的梦想，但那时他已十分热衷于政治了。１７岁时，希特勒带了母亲和亲友给的一些钱，只身来到维也纳，流落街头１年后报考美术学院，由于成绩不良，未被录取。以后试考建筑学院，也告失败。从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１１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生活非常潦倒，尝尽人间之辛酸。他在《我的奋斗》中称这５年生活为“一生最悲哀的时期”，他写道：“对我来说，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５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５年中我被迫求职糊口，开始当小工，后来卖画，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饱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承认，他当时有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入骨的恐惧；但另一方面又深怕落入无产者的队伍中去——后来他就利用这种恐惧心理在地位低下、缺乏领导的白领阶层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社会党。正如他自己说的：
“我了解这个运动所造成的可怕的精神恐怖，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段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的总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神估计，其结果必然导致胜利。”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抵抗不抱任何胜利的希望。”
这两段话日后发展成了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策略基础。
１９１２年，希特勒移居德国慕尼黑。在那里，他开始仍是囊空如洗，举目无亲。１９１４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见求生机会来了，上书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他的生活出现新的转折。在《我的奋斗》里，希特勒毫不掩饰地说：“我衷心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对我来说，对所有德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
在战争中，希特勒曾两次负伤。一次是１９１６年在松姆战役脚部受伤，另一次是１９１８年中了毒气。因为作战勇敢他先后两次受奖：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底，希特勒回到慕尼黑，不久便与德国工人党有了接触，并参加该组织，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他自己回忆道：“经过两天伤尽脑筋的思考以后，我终于决定我必须采取这一步骤。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１９２０年夏天，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希特勒还提出，纳粹党必须有一面能打动群众的显眼的旗帜。最后他设计了红地白圆心，中间嵌个黑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对自己这一独创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字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
到１９２３年，纳粹党已拥有２。７万名党员，影响日增。希特勒与鲁登道夫将军结伙成帮，于同年策划了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政变。结果政变失败，希特勒及其同伙被捕受审。审判于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６日开始。在特别法庭上，希特勒以滔滔不绝的雄辩和民族主义的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顿时成为报纸、电台瞩目的人物。他对着进行审判的法官们说：“有资格审判我们的不是你们，而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做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你们可以不止一千次地宣布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巴伐利亚）邦检察官的诉奖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最后判决是１９２４年４月１日做出的，希特勒被判刑５年，后改为２年。
希特勒被关钾在兰德斯堡旧炮台监狱。在狱中他开始写作《我的奋斗》，但实际上这本书是由希特勒口授、由同押一室的他的忠实信徒鲁道夫。赫斯整理打字完成的。书的原名《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负责出版该书的纳粹出版社经理马克斯。阿曼后来把这又刺眼又累赘的书名改为《我的奋斗》，并于１９２５年秋正式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但它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第二年，希特勒获释出狱，在贝希特斯加登口述完第二卷。随着纳粹党的发迹、上台，该书的销路开始有所增加。到１９４０年二次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这本称之为“纳粹圣经”的长达７８２页的两卷本的书，仅在德国就销了６００万册。当时每个德国家族必备此书，否则就会遭殃。男女结婚时，都要向新郎、新娘赠送一本《我的奋斗》作为礼物。甚至连学校的学童也是人手一册。
希特勒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只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德国要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成为“地球主人”，就首先“必须对法国来一次最后的总算帐……一场最后的决战……德国实际上不过是把灭亡法国当做一种手段而已，其目的是在将来能够为我国人民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其次，希特勒提出：“（德国的）领土政策无法在喀麦隆实现，今天几乎完全只能在欧洲才有可能。”但是欧洲的领土均已分割完毕，这一“生存空间”问题“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解决……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解决，也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指出，第三帝国将实施“领袖统治原则”，即实行独裁统治。在这个国家里要确立元首─希特勒本人─的绝对独裁权力，在元首周围是一批承上启下的较为次要的领袖人物。希特勒认为，这个“新式国家要以人种为基础”，而最优人种就是亚利安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狂热地鼓吹纳粹党的种族优越论。他写道：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创造。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下述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有亚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燃点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
可见，使现代亚利安人─日耳曼人主宰地球，称霸世界，已成为希特勒念念不忘的目标。
此外，希特勒为了达到自己的狂妄野心，他提出必须使用三种方法：宣传、外交和武力。而纳粹党最有效的宣传手段便是“必须玩耍手法，学会说谎”。希特勒的名言是“把天堂说成地狱，把地狱说成天堂”，“谎言越大，人们越是相信”。
总之，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大肆渲染可怕的“生存空间论”和“种族优越论”；发泄对犹太人、对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在该书思想的影响下，德国走上了屠杀无辜（尤其是犹太人）、穷兵黩武的道路。
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正确地分析了《我的奋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后果的关系，他指出：
“《我的奋斗》一书从１９３３年至二次大战结束，一直主宰着纳粹第三帝国的政治，……《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字，使１２５人丧失了生命；每页，使４７００人丧失了生命；每一章，平均使１２０万人丧失了生命。”
关于这本书是否由希特勒亲手写成，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当年的监狱官卢尔克（Lurker）于１９３３年出版了“希特勒在监狱高墙内”一书，书中写道：“从白天到深夜打字机不断地被敲响着，人们可以听到他〔这里指的是希特勒〕口授他的朋友黑塞（Hesse）打字记录。”对于这一说法，黑塞夫人并不同意。Ilse Hesse说： “‘我的奋斗’系我丈夫所写之说，是４０年代一个顽固而非真实的看法”。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她再次证实这一说法：“‘我的奋斗’第一部，是希特勒１９２４年在兰支尔堡监狱中用一部很古老的打字机写成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帮助他写这本书。第二部则是在他获释后，口授他当时的女秘书打出来的。”（参看：Werner Maser， “Adolf Hitlers Mein Kamp”， Bechtle， Esslingen １９９５， 第２９页）姑且不论这本书是否由希特勒亲自执笔，仅就其在德国和欧洲的影响来看，这本书的意义显然是不容忽略的。这本书在德国战败后被宣布为禁书，但至今对某些德国人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２１世纪以至未来，这本书的作用力相信不会被历史轻易磨损与淡忘，值得我们去研究它。
作 者：阿道夫·希特勒 著
出版社：纳粹出版社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