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协约与同盟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欧洲的冲突》] 1910
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
在所有的国家中,普通大众倾向于首先关注通常属于国内范畴的那些问题。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居住的地区及其周边、乃至省份和国家的特殊需要紧密相关,这些需要对他有着超乎一般的意义。这种情形是自然、合理的,不用多说。体现在美国的政府权利以及村镇会议传统中的“地方自治”这种观念已渗入了我们的头脑;大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身处一线、通过日常接触对现实情形十分了解的人最适合掌管地方政府的事务。这种信念明显无遗表现在了州政府、众多的市政府以及往下细分的城镇和乡村的管理机构中。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反映了一个他们已深刻领悟的道理,不如说只表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习惯。
这种授予地方以自我管理权能的观念之所以能得到应有的认同,是因为一个行之有效的体制借此而得以建立。不过在我国的早期历史上,也就是在独立不仅没有取得、甚至还未被宣布的殖民地时期,一般认为,如果想实现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还需要超出地方自治之外的许多其他东西。满脑子都充塞着地方自治思想只会使自己与其他地方社团产生疏离。这显然既不利于促进公共利益,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何况当时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互关系中还弥漫着众所周知的猜忌心理。这样,当时确有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必要,这种关系在性质上和国家间的关系并无二致,虽然它们相互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地方化”这个词就其广泛意义而言更适用于欧洲而不是美国;然而就其所蕴含的“思维偏狭”之意而言,用它来形容南北战争前的我国早期历史中屡见不鲜的那些偏见和行径是再也贴切不过了。地方主义或者地方性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坏处不在于它们可如实反映某个地方的现实—-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就成了有益之物了;而在于它们破坏了对于各个地方之间关系的平衡之感。依照地方主义,大都市和边远角落都可以不可救药地自私自利而无半点悔意,华尔街也可如此,虽然它关连着四面八方的利益。
在更大的区域,也就是国际社会的内部相互关系中同样可看到上述思想。国际社会每位成员的首要考虑无疑在于自身利益,在于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个体而言,无论他或它是人、社区还是国家,只要其主要利益得到了良好保障,他或它也就对普遍的福祉作出了最大贡献。不过,对这个道理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只关注自己、不考虑其他人或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必要要求的地步,它也就成为了消极的地方主义的东西。
美国国务院在从南北战争结束至美西战争告终这段时间内的死气沉沉状况正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于国际形势普遍的漠不关心。只是在一些非常事态威胁到了我们或者破坏了我们信奉的一些原则时,我们才会短暂地表示一下关注。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美西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完全是随机性的东西;除了极少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名望的一些人关心国际问题,政府圈子之外几乎无人理睬加强对国际关系的重视的要求。而政府又是主要忙于其他必要事务。一位精明的老国会议员曾就占主导的公众态度告诫一位新当选的议员:如果你希望保有选民对你的支持,就不要在看来吸引人的外交委员会中任职,因为大众对国际问题毫无兴趣。
不过有趣的是,在几块殖民地严格而言象省份一样的殖民时代,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的淡漠还不象后来那样明显;考虑到现在还有每天能从全球各个角落给我们带来信息的轮船和电话,这点就更引入注目了。当然,早期和后来的美国人兴趣不同的原因不难找到。和现在相比。革命时代以前的美国人和欧洲有着更多的直接经济和政治联系。他们不仅受其与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为欧洲国家相互间的关系所左右,就象今天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动会给整个欧洲社会以震颤一样。当时,关于欧洲的战争的种种传闻令北美殖民地上的人们不安,因为战争的爆发会将他们卷入其中。马考莱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对奥地利的西里西来地区的占领有如下生动评述:“(这个占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连普鲁士这个名字都罕为人知的这块土地上已可为人感知。由于一个人可以掠夺他曾许诺保护的邻居,黑人们正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争斗,而北美大湖地区的红种人也在互相残杀。”
当时,尽管信息交流相对稀松,但还是有着来自欧洲的、并非为了赶邮船而草率而成的精心、充分的文字报道。而当时的读者也有时间仔细评判外部事态的基本形势,日常的大量琐事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北美报纸上关于外界复杂局势的消息更重要和让人深思。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早期和后来的报纸读者兴趣不一:我们在殖民时代的前辈对外部事务甚为关注;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则相信这些事情和他们关系不大。
关于当今对外部事务的态度的起源和延续有许多东西可说,不过应该相信这种态度如今已不合时宜。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战争,而当时新生的美国也遭遇到了一连串源于它早先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的麻烦,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战斗给美国带来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于是华盛顿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卷入同盟关系之中,而继任的总统们也极为真诚地希望绝不掺和进欧洲的争执之中。实际情况也加强了这个意图。在1803年和1821年,我们分别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使领土从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我们的边界就由自然特征加以了清晰的规定,从而防止了人工划界带来的领土争端的产生。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国除了在加拿大一侧,和欧洲势力都脱离了接触。
和上述形势相对应,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产生了。它的目标是将欧洲的侵渗从西半球排除出去,从而实现避免与其发生纠缠的愿望。几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欧洲国家间在美洲的冲突必然会干扰到美国,而只要欧洲国家在美洲据有土地,就存在着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欧洲列强通过占领和交换而在美洲扩大占有的范围。尽管门罗主义的实施会导致不少争执,但它无疑明显有助于有关目标的实现;不过,它也促成了我们对于和欧洲国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联合的反感。强化了某种在今天依然发生作用的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已变得和偏见一样毫无道理,起破坏作用,妨碍我们看清当前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所包含的趋势。国家政策中的保守主义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称道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于保守主义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时我们的思想中又应该具备某种弹性,具备使我们前进的动力。任何保守主义都不能防止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人或者国家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时代,看来牢牢在握的东西也会丧失殆尽。
这样,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美国人既在观念也在行动上将自己和欧洲问题相隔离的原因,前文对此已作简要介绍。不用多说的是,和关于奴隶制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国内问题使我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漠视得以强化和持续。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保持国内的秩序,将国家的自治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超过一代人的时期被完全用来安抚那些不可安抚的势力,以保持国家的统一,这是国家活力赖以存在的基本因素。在任何国家,尤其在一个象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种势力之间的利益分歧必然会导致派别对立。但在我国的经历中,还没有什么分歧象两种对立的劳动制度之间的分歧那样明显和有危险性。这种分歧无论就本质还是形式而言都是极端敌对性的,而且既对我国的产业和经济状况,也对有关地区的心理和道德状况产生了影响。就我们现在的话题而言,上述情况的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解释我国在观念上对于国际关系的长期淡漠。当时,我国不具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国内局势的不佳、大部分地区的不发达等使它无力这样去做,问题缠身的它根本无暇关注远方的事态。
但是,只要我国上述时期的状况就本质而言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也能得到印证。就可以将这个因其自身特点而和其前后时期、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期相异的历史阶段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作比较。国家由人类组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趋势;对它们应留心观察,以便或者制约它们,或者将其转化为现实。奴隶制并不是将我国分化为不同派别的唯一原因,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可以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分裂线曾经处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与信奉新教的北方之间,这种分裂体现的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的分化;而在我们国家,这种分裂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已被治愈了。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分裂线是在东西部之间,而新教势力在南部则很强大。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纠纷的唯一原因,但它本身确实足以导致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地域上的集中性,宗教是最强大、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分化力量。
我们要注意的颇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在一些国家为国内纷争所困扰的同时,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受制于其他国家。一句话,它们处于防御状态。西班牙因其与摩尔人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而在精神上团结起来,又通过击退摩尔人以及卡斯提与阿拉冈的联姻而实现了领土统一。此时,统一的西班牙发现自己正处于能对外部世界发挥有力影响的地位。当时,姑且不论其目标正义与否,西班牙确实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打算,对任何其特殊的利益或一般的认识要求它予以干涉的地区采取有力的行动。于是,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西班牙由于它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了欧洲的主宰力量。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则因国内分歧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英国则因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立还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岛屿。总体而言,不管形势如何因时而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国际上都处于对西班牙的防御状。
但法国首先从内部困难中解脱了出来。在某个方面,西欧国家比我们更幸运一点,因为奴隶制给我们遗留下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这个问题就其分布而言仅是地区性的,但由于种族间的巨大差别愈演愈烈。尽管欧洲国家不是没有内部的地区间差异,但它们具备的同一性因素使它们已实现了国家统一。不过,法国国家权力实现集中的过程并无必要在此进行追溯。我们要说的只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及结束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相似,形成并执行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并且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作为一个必然现象,该政策使法国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无处不在。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在文字中经常看到的,当时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与此相伴随的是西班牙帝国先前所享有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前现实的观察者,我们关心的不是在上述环境中作为法国的行为特征的霸权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它所引起的反应。作为一个凭其势力控制、影响着所有其他国家之内外关系的目中无人的强国,法国激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以阻遏法国霸权的进一步加强。该霸权如不受限制,可能造成整个欧洲匍匐于某个强国的脚下的局面。因此,欧洲社会的成员是在为争取一种均衡而努力,这是针对着一个集权的、组织良好的压迫者的自发性自我保护行为。而且,尽管上述联盟或联合有其弱点,它还是达到了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高峰上被拉了下来。一百年之后,在拿破仑领导下,法国又获得了类似的霸主地位,但同样的联合反击过程再一次粉碎了拿破仑建立的庞大帝国体系。
上述成就使政治家们将那些曾行之有效的手段奉若神明,该手段就是:国家之间协调行动,以抵御如西班牙和法国曾不断施加的压迫。国际政治的观察者们曾有这样一个印象,它和凭借常备军进行统治的克伦威尔给英国人民留下的印象极为相似。当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一手,从而得以随心所欲。该情形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反映,那就是某个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变得十分强大,并使国际社会中其他有着各自的且经常冲突的意愿的国家对其唯命是从。对抗霸权的手段是抗衡,它以结盟为开始,用令人熟悉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建立“均势”。“均势”这个概念在这个词本身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而且在三个世纪中一直对政治家们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道:“不管如何定义均势,也不管在哪些强国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平衡以使弱者不至于为强者压垮,均势是将现代欧洲历史的情节串接起来的首要因素。它是在1500至1800年的三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观念。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在过去的时间之中,“均势”概念不断得以深化,从而令人认为均势将稳固地发挥其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的效能。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对均势的深入探讨相呼应,前者把国际仲裁也看成通过在国家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人为安排只要考虑到了当代的人性,考虑到了人的优点、不足、情感和利益,并且和它们相协调,就不会毫无效果。这些话对均势和仲裁同样适用,用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原材料不会造出有着在这些材料身上未曾发现的特点的制成品。当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对欧洲事务进行重大安排时,人们认为,通过调节领土分布,在五大强国之间可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均衡,而小国的领土完整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对这些局面的破坏将是每个国家都会反对的事情,就和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全面解决遭到破坏时的情形一样。优势在它一出现之时就会被遏制,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发展为一个将整个大陆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巨人,就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受到的对待一样。于是,均势就意味着在一致同意的场合可以进行国际干涉。
上述设计确信如果权力的平衡和安宁能得以实现,各国的处境和机会就会趋于平等。但是,不管一时的协调如何完美,各国会一直对它们表示满意么?如果不满意,又如何去期望这些国家不制造麻烦?上述安排基于的理由是,如果使各国在物质力量方面达成平衡,它们也就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个体间在精神或物质上的能力差别,范围再广泛的平衡也会很快导致不平衡,而后者又会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满与对立。经人为调整而成的均势并不是1815年欧洲局势的全部内容,各个国家—-上述安排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间的平衡—-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工业发展水平、不同的权利观念和不同的既得利益和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会很快加剧各国对现状的不满,这样它们就会各有盘算,从而处于争执之中。从1815年至今的欧洲历史就是对于由利益和情感所左右的人类本性导致的种种争斗及其结果的一份记录。
在路易十四的法国转入颓势之后,欧洲的控制权传到了英国手中。这在当时并不是能明显看出的,但十八世纪的历史进程日益证明了这点;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地位就一清二楚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人们也是这样看的,尽管他们也许对此并无严谨的分析。严格而言,当时英国并不具备霸权所需的权力。它从未有过象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曾经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以便它能够对欧洲大陆有效地采取进取态度。英国的主宰地位是在于它能作为政治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修正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岛国地位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免于战争的滋扰。如果一国领土易被入侵,显然会频遭战祸。另外,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由同一国王统治的联盟使英国摆脱了战争,而1707年的彻底的政治统一和单一议会的建立更巩固了这种局面。国内的统一是英国实行自强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英国的扩张和进取不是朝向欧洲,而是针对其外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方面英国独树一帜,这不是说它是首先进行扩张的国家或没有竞争对手,而是指尽管它对扩大殖民地有永不知足的欲望,但它所重视的不是从殖民地捞到多少财富,而是将英国自身的制度推及于它。在这方面,英国的殖民地和罗马的开拓地相似,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产业上都是母国的翻版。这虽然并不使英国免于对其殖民地推行自私自利的政策,但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英国人的居住之地,在这些殖民地上可同样享受英国公民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权利。从这其中就产生了一种值得称赞的基本氛围,它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促使英帝国之内所有讲英语的成员都把培养相互间合理、真诚的关系看成共同目标。
英国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与我们无关。当然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不过它是以前述的英国具有的优势为后盾。英国在地理及产业上的优势令其可以并且促使其获取殖民地市场,从而开发了大量商业和产业资源,在经济上支持了反对拿破仑皇帝的盟友。这场斗争结束了,而英国的产业和商业优势以及广大的殖民地依然故我。于是英国在紧接而来的欧洲竞赛中仍旧比其他强国领先一步,这个特点贯穿了整个不同寻常的十九世纪,最近才消失。尽管近些年来的巨大的政治变化以及与英国有关的战争的增多已使英国的优势大为逊色,但由与其相辅相成的科学进步所促进的产业发展依然是英国的特色所在。由于无论就物质财富而言,还是就由一贯的产业和商业传统所决定的国民才能而言,英国都居于优势,它就轻而易举地占得先机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手。 欧洲国家间的差别在1815年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消耗战给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口和产业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战争中的牺牲者主要都是作为生活中坚和新一代人的潜在养育者的男子。大量的英国公民也在战斗中丧生,不过英国陆军规模相对较小,作为其特殊军事手段的海上控制也没有引起多少大的海战。对法国而言,拿破仑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这些战争中走出时,它不仅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而且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而法国的世界地位一直是与其人口数量相称的。法国的另外一个至今依旧的困扰是,庞大的行政系统、臃肿的官僚机构削弱了国家力量,它们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使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希望成为泡影。和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对外影响大小的因素不在于其政府,而在于个人的才华。
当时的德意志仍和法国革命之前一样,是一个多国家的集合;这些国家相互独立但多数都是小国。两个德意志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存在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基了传统或其他原因的两国间的对立阻碍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除非一国令另一国唯其马首是赡。然而就在滑铁卢之战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这事当时看来微不足道,日后却意义重大。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竞争的持续,传统上对于这两国的各自认同将德意志分为了两个集团,每个集团都以奥普这两个君主国家中的一个为凝聚力的来源。但就历史渊源和现有的威望而言,奥地利这个更古老的国家又为德意志之首邦。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为绝对君主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还使这种制度一时加强了。在这方面,俄国这个第五个大国更不用多说了,从沙皇的不受限制的权威中显现出的是毫不含糊的力量。不过,在俄国也和在德意志一样,专制主义是一个政治弱点,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求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塞进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阶层。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些消极因素给俄国造成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加上问题丛生的国家体制更会使俄国本有的巨大力量在未来某个时期丧失殆尽。目前的趋势是俄国正被从欧洲的竞赛中抛离出来,而与亚洲国家为伍,而后者与俄国在政治体制上正有共通之处。
以上简要描述了1815年的局势,它那和我们今天的现实还息息相关的主要特点就是,英国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优势;而德意志种族处于分裂之中,从而在政治与产业发展方面滞后。用当前的德意志帝国首相比洛亲王的话来说。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伟大强国的称谓。法国则有意要使德意志四分五裂,从黎塞留时代到拿破仑时代皆是如此。拿破仑继承了分裂德意志的作法,只是策略有所改变而已。这些情形中正包含着决定了目前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的因素,而朝向均势的努力也可追溯至此。或许这种努力更准确地讲是争取取得对于敌国集团的压倒优势的斗争,它客观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稳定的平衡。要想知道这种平稳如何地多变,只需认真考察一下自1908年夏天的土耳其革命以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不是考察这些事情本身,而是考察各国间固有的相互交织的意图、需要和猜忌,它们常常在具体情形中暴露无遗。
在很长时期内,德意志在争取国富民强的竞赛中被抛在了后面,延续了多个世纪的分裂传统使它裹足不前。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德国正开始成为而且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令他国黯然失色的集权的强国。就国际影响而言,德国的兴起可与近代史上著名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兴起相比拟。不过,德国和西班牙、法国相比又有所区别。后两者在其权力处于巅峰之时,主要的兴趣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而欧洲政治的全部内容正围绕着这些兴趣而展开;它们在海外的经营状况也是由欧洲形势所决定。德国和英国之间也有不同。英国的权力完全以海洋为根据,而且它从未拥有过一支象今天的德奥同盟所拥有的强大无比的陆军。
如今的德国有着权力上的巨大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各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德国有着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坚定意愿。不过由于这个意愿所取决的环境尚未定型,它的具体特点与方向尚无人估测,即使对德国人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更谈不上去预言它的未来变化了。在写完这些文字之后,我见到了近期的一篇令人颇有启发的文章,就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该文说道:“光靠雄心壮志并不能造就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行动。世界上的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也不是仅仅因为有着对权力的渴望。事物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以致于象边界和商业上的通行权之类的相对不太重要的东西都会激起冲突;而征服者会因其取得的胜利自然而然地扩展他的国家的边界。甚至连罗马人都不是有意要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就德国在欧洲取得的进展而言,其与奥地利在1866年的战争看来是德国事先预料到的而且蓄意发动的。不过谈及德国与法国的战争,虽然它也在德国人的大致预料之中,但当时德法敌对状况的急转直下看来还是因为德国人精明地—-某种程度上也欠谨慎—-决定要抓住时机,而他们事先做好的思想准备也使其能迅捷地采取行动,使局势逆转。
在罗马帝国身上能相当地找到现代德国的原型。今天的德意志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即使不是罗马的继承人,也至少和其有着历史的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渐渐只成了挂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个摆设,而且在十九世纪之初也最终消亡了;然而帝国的精神依然存在,并对今天强大的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形式和名称的确定发挥着影响。德意志的将个人从属于国家的民族性格也象历史因素一样促进了德国的统一。和主要体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的更现代的自由和个人权利观念相比,这种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许可以认为前者是更先进的观念,代表着更高的发展阶段,能最有效地推动政治进步;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集体行动也有着相当的实际优点,它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将个体置于全体之中,以促进公共的利益。顺便提一句,和德国不处于同一地区、但在自强与扩张方面有着同样迫切需要的日本帝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人从历史上继承了同样的个人应服从集体的精神。这种性格也同样存在于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身上,并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居于这些城邦间的主宰地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观念和那些更充分地承认个人权利的思想相比显得陈旧和落后,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一种能给经济活动和对外关系注入力量的因素,它又有其优越之处。
所有学历史的学生都熟知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它们无疑共存于任何一地,因此也就需要相互调和。但是在一方比另一方更受重视的情况下,这种调和的性质只会导致一种对某个社会有着根本性影响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有着对立的观念的国家之间造成了军队般的整齐划一和大众们的各行其事—-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之间的鲜明对比。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许多小商业公司和一个庞大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上。不管最终的情景会是如何,个人第一还是集体优先,目前的状况是压倒一切的集中性力量在一个时期内还会存在下去,因此或许也会造成众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存在而已,还会起主导作用,因为不管世界已有多大的进步,它也尚未发展到人或国家自觉自愿地将其利益从属于对于他方利益的合理顾及的阶段。用不着因此陷于悲天悯人之中;也不应否认在“公众舆论”的名义下道义力量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这无疑会使我们的思维比以前更开阔。当然,古老的弱肉强食法则仍存在于人类本性之中,有权力的国家才能在工商业竞争中、在战争中生存,道义力量不足以决定问题,除非有物质力量可倚助。政府就是一个公司,而公司是没有灵魂的;政府也是受委托者,而不是什么主体,这样它就必须把它的委托人,也就是它的人民的合理利益放在首位。
德国政府现在怀有什么具体意图并不重要,当今天世界需要密切关注的事实就是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这个帝国还肯定地得到了奥匈帝国的支持,因为无论奥匈帝国有什么国内的麻烦或对外的企图,由于和德国的邻近、自身实力的差强人意以及一定程度上和德国有着利益的一致,它必定要跟着德国跑,就如月亮必定要围绕着地球并且和它构成了太阳系这个行星系统中的一个组合一样。不少国家则和德奥相对立,它们有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最近的事件表明了俄国在国际上的虚弱,其国内根源即使对于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也一清二楚。至于意大利,它仍处于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二国同盟之内。不过意大利的亲英倾向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倾向来自于两国历史上的相互间好感以及意大利的海洋国家身份。另外,从前互相疏远的意大利和法国近来也日益接近。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的利益和奥地利的野心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分歧,最近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以及此前的事态已表露了这点。一份敏锐地预计到了这次合并的奥地利杂志最近写道:“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以统治北亚得里亚海—-这儿座落着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支援我国陆军的行动、保护我国主要商业港口不受敌人的海上行动的侵犯并防止我们在奥特兰托海峡被锁住咽喉。为实现这些目标,该舰队的实力必须至少和我们可能的敌人的大致力量持平。如果我们在发展我国的海军方面拖拖拉拉,意大利就会占据上风并使我们再也无法超越它。和其他方面相比,在海军方面止步不前更是一种退却,而退却就等于放弃奥地利的历史使命。”奥地利的无畏舰正在建造之中,而上述文字令人们可对三国同盟内的平衡关系略知一二。在关于摩洛哥事务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上,意大利没有支持德国,只有奥地利一个国家站在德国一边。
这样,通过分析当前欧洲的国际关系,我们看到,在这一方有着刚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法国、英国和俄国;另一方则是已存在三十年的由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意大利的倾向尽管可以根据当前局势对它的压力以及它的正式同盟关系来判断,但仍然是令人迷惑的。形势的焦点看来还是在为德、奥这两个中欧军事君主国家所反对的三国协约身上。将这两方的力量作比较,前者在除海军之外的任何方面都占据优势。在地理上,德、奥紧靠在一起,从而易于在必要之时相互支援。不过这种支援不可能是纯粹防御性的。纯粹的防御态势也不可能成功地得以保持,德奥至少已在进攻方面做好了准备。只有攻守兼备才能为自己赢得尊重,1908年在巴尔干的兼并行动已明显表明德奥集团具有这种能力。而且,考虑到两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存手段,显然它们的进击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为它们的工业获得至少说得过去的进入市场的机会。奥地利朝向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扩张就是这个性质。另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德国也越来越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了一个工业国,这样它也就越来越需要确保它的原料进口并尽可能地控制原料产地,越来越需要确保市场和在粮食进口方面的安全—-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德国本国的粮食产量日益不敷需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海上安全必不可少。
面对上述众多需要,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国内组织的有力而实力大增的德国开始了它的航程;然而同时它也发现,其边界之外世界的市场和原料产区相当程度上已被其他国家抢先占据或控制。在取得了实现国家统一这项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德国已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体系并组建了一支大型商业船队,目前这支船队在运载德国的工业产品、保持对外交流的畅通方面正持续地积极发挥作用。不过,虽然德国有船队,有商业活动,但就交换过程的第三环节,也就是由于本国国内消费不足而必不可少的国外市场而言,德国不得不在完全处于自己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努力进行贸易竞争。而在各国都为其国内经济挂上保护主义标签的时代,他国的随心所欲的规定使这种竞争十分吃力。德国能有效控制的唯一一块有价值的市场就是在其疆界之内。另外,自德国加入围绕着领土的角逐以来,迄今它也握有了丁点殖民地,但这看来也并不足以大大减轻德国在市场方面的压力。
于是德国在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它看来,近在咫尺、令其历历在目的争斗将对它的种种不利暴露无遗;也就是说,距离上的接近使德国人有一种活生生的被束缚的感觉。这两者之间并不必然会有这样的联系,但不幸的是更多的时候的确如此。在诸如国家和个人间关系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官方认识,这些认识所体现的不同的国民特性常常加强各国间的误解与厌恶。在前引的那篇文章中,德尔布吕克教授就说道:“英国的政府体制在其他国家受人欢迎,而德国的政体则非如此。在德国我们有着一个辅之以一个民主议会的强有力的、独立的政府,它比在英国让人习以为常的、不断换马的政党执政制度要好。德国的兵役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法规在实践中已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坚信这些连同今天德国的欣欣向荣都和将严格的秩序和自由结合了起来的政府形式密不可分。但是其他国家更青睐相对宽松、有着更大的自由度的英国制度。因此,英国的统治范围和影响的扩展比德国权力的上升更让人乐意接受。”一位长期乘坐德国轮船的官员曾拿德国人作比较,向我谈及了在和乘客说话的方式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礼貌程度。在德国的倚仗军事味的政府干预对个人行为的紧密控制所发散出的不容置疑的味道中,德国人的上述不同可找到并不牵强的解释。尽管如此,德国和其他国家仍然大可无情地一较高低。德国人从事工商业的方法有着公认的优越之处:他们总是认真地根据目标来调节手段,他们善于既仔细又全面地观察问题的细节,他们热情不倦而且还有着政府的英明支持。这些优点必将和英国已有的优势相交锋并将其消磨殆尽。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固然拥有上述优点,但对于工商业地区、对于贸易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实际拥有以及更不公平的对于大片可用于居住和开发的地带的政治控制使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能在这些地区大显身手。不过德国的个人倒可以前往这些地区并在那受到欢迎。他们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还可能喜爱上更自由的英美生活方式或任何比他们所脱离的制度有着更少的干预内容的社会体制,尽管他们或许依然热爱着并不存在这些东西的母国。不过,不管这些变化如何能促进移居海外的德国人的发展,德国本土上的人们建立一个“大德国”的心愿也仍然难以实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内,各个部分之间有可能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有着实现的可能,而且双方正日益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当前,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大德国”体系更能让德国人心满意足;而机会的缺乏又不禁使这个对殖民地的贪欲昭然若揭的国家心烦意乱。
德国的追求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此外,不列颠群岛的位置对于德国也有着深刻的军事意义。德国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它的所有内陆河道—-它们已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和利用,而且相互间有运河沟通,从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水运系统—-都是以这两个海洋中的一个为入海口所在,因而这些入海口就成了海上贸易的进出通道,德国的全部对外商业也都集中于这些地区。如果沿着敌国军舰的巡游路线,德国的北海海岸从埃姆斯到易北河口也就六十英里多点;波罗的海海岸要长得多,但从大西洋抵达这里必经斯卡格拉克海峡,它的宽度也不到一百英里。战时德国商船可以在中立的区域之内贴着挪威和丹麦的海岸航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自己,不过德国依然面临着很大危险,因为从德国通往大西洋和其他大洋的所有航线都经由不列颠群岛。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宽度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这两个海峡的一侧完全是英国的国土,其中还有两个主要的海军基地;在苏格兰以北的另外一面上,北海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四百英里宽,有些地方只有三百英里。在英国和德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依照现今的国际法,没有任何德国船只可以经由上述水域而不被劫获,而对于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成功封锁会使德国开展的和中立国对德国开展的贸易都陷入停顿。对英国而言,只需以离德国不到四百英里远的英国港口为基地,就能在北海上对德国,包括它的两个主要商业城市汉堡和不来梅进行封锁;在波罗的海进行封锁则复杂得多。
至此我们就清楚了将波罗的海和北海在易北河口连接了起来的基尔运河的军事意义。借助这条运河,军用或商用船只可以从一个海域前往另一海域而不暴露于敌,德国海军也可以进行集结以对付敢于将其舰队一分为二的敌人。另外,虽然基尔运河不能使德国商船在北海的处境有所改善,但它能使由于封锁不能前往汉堡和不来梅的中立船只驶往波罗的海港口,从那里它们的货物可通过运河系统转运至许多目的地;而连成一片的水道使得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再在途中将这些货物另行装船。基尔运河在防御上的巨大意义在于,在某敌国海军的规模只是德国海军的两倍不到的情形下,它使前者不能同时封锁北海和波罗的海。如果它这样做,和因基尔运河而得以集中的德国海军的全部力量相比,它一分为二后的任一部分都处于劣势,这样它就只能后撤;而根据既定的国际法,这样的后撤使封锁暂时失去了法律效力。在封锁得以再次确立,牢牢扎下根基之前,封锁国不可劫获中立国的船只,而且中立国还需有一定的时间以被通报变动后的决定某个航行非法与否的封锁局面。不过,虽然封锁的松缓使中立国船只能出入北海或波罗的海的德国港口,德国从其中得到的好处也还是有限,因为英国和德国在今天的世界商船吨位中都占有很大比例。如果英德开战,中立国的吨位根本不足以满足开往德国港口的运输任务。
德国在北海的海军基地威廉港也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并且和德国舰队的壮大是同步的。这些都表明德国正在做着系统的准备,这很大程度上使德国既显得伟大,又令人害怕。不过,发展威廉港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因为二十多英里长的、近海多沙洲的危险海岸将它与易北河口分隔开来,某种程度上这削弱了基尔运河作为两个海域间保险的连接纽带所具有的优点。另外,上述海岸的外围有着战略地位重要的赫尔果兰岛的拱卫。作为和德国放弃对东非的桑给巴尔岛的要求的交换,该岛于1890年由英国让给德国,今天它已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鱼雷艇基地。不过和海岸仅三十海里的赫尔果兰岛的意义远不仅仅在于鱼雷防御上。
尽管诸如基尔运河之类防御上的准备意义重大且值得赞赏,但由此获得的安全远远不能满足德国的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古巴曾具有的对于我国对外政策之意义记忆犹新的美国人不会不明白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对德国商业意味着什么。包括密西西比河流域贸易在内的墨西哥湾海岸贸易将古巴的一百英里海岸都囊括于其中,这种情形使美国不能容忍任何海军强国将古巴岛据为已有。不过,古巴政治归属状况的变化和美国力量的壮大已使美国曾有的担心化为历史;古巴的重要性依在,但至少此时已不再有古巴被某个国家用作海军基地的可能。不列颠群岛的对德国重要性和政治归属状况都是长期性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今天英国的海军力量依然首屈一指,保持这种局面更是英国两大政党的明确目标。
提出这个目标是合理和必要的。虽然和德国同为商业国家,但英国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的原材料、粮食和市场。英国的人口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因而英国在用以支持军事力量的人力资源方面居于劣势,尽管英国也有着较大的人口比例,单靠自己的土地也不易养活它的人口。英国的人口比例是每平方英里四百多人,而德国只有三百。另外,英国对海洋的依赖是绝对的,它不象德国有着能使其得到物资的大陆边界。德国还有着莱茵河,它通过和德国友好的荷兰入海,是德国腹地的一条大运量运输要道,而且根本不可能被英国切断。在另一个方向的边界上,德国和俄国接壤,后者是世界的一大粮仓。1909年的俄国小麦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是二亿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五千三百二十六英担。美国排在第二位,为一亿九千三百五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五英担。
就保持一支强大海军的缘由而言,英国在保全自己方面有着更大的需要。它绝不能放弃海上主宰地位,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另外,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使它必须保卫后者。不过英国不需要在其殖民地所处的海域都保持海军优势,只要将这种优势集中体现于欧洲地区即可,因为针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而言,欧洲依然是采取攻守行动的基地所在。而且,由于不列颠群岛的地位,英国在欧洲海域保持海军优势可以对德国商业施以长期的潜在控制。正因为这些原因,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海军在本土海域加强了集结,而从前它多少更具分散性。以往英国海军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地中海,而现在英国对该地区多少有些放弃,这也颇具意义。
无疑,上述集结是出于对德国海军的发展和德国陆军世所公认的出类拔萃的考虑。拿破仑就曾梦想将英国舰队诱开,然后再迅即入侵英国,这也是当年英国人怕见到的情景。当然拿破仑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还不仅仅以微弱的劣势。不过,即使在蒸汽时代之前,入侵英国也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拿破仑之前路易十五时代的舒瓦瑟尔尤曾尝试过。今天,蒸汽轮船的运用使跨越英吉利海峡远不象过去那样困难,可以在完全不受风向和天气影响的情形下特别迅速地向英国运送军队。当然,调集船只和载运部队并不会因此就一帆风顺;在英国登陆是一件包含众多细节的行动,没有仔细、适时的考虑就不会成功。英国人对昔日英国为防止奥地利或法国的入侵而作的动员以及导致这些措施的精明政策还有着记忆。不过一些持有值得重视的意见的人也确实担心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支足以粉碎任何有组织抵抗的军队在英国突然登陆,而他们面对的其实还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所以英国要把其海军集结于本土周围,而这也促使德国努力发展它的海军,不仅增加军舰的数量,还大力修造各类工厂和船坞,以具备大规模的制造和维修海军装备的能力。这些计划总体上看深刻地体现了德国非同一般的进行静悄悄的周密准备的能力。德国并未正式表述过它发展海军的目的,不过或许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这个意图不会有错:壮大德国海军的力量,以使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敢对德国冒然挑衅。德尔布吕克也写道:“德国永远不可能以征服英国为政策目标,但它应该且必须尽力对英国的行动施以限制。”这就是说不能由着英国依靠本国的地理位置对德国的贸易进行控制。不过由于德国的计划是建立一支规模比英国海军还要大的海军,英国不能不和德国展开一场造舰竞赛,以维护它在海军上的领先地位。
很明显,英国海军的强大也是对德国在陆军上的优势的抵销。如果英国丧失了对海洋的控制,它不可能指望拥有一支足以和德国陆军一争高低的陆军。相反,德国在已有一支强大陆军的同时,还期望拥有一支无故的海军。尽管英国比德国要富有,但英国政府不可能象德国政府那样从人民那里索取太多。个人自由也许是英国人最重要的本性。它使在英国按照德国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绝不可能;这个特征是多少代人造就的,一代人的时间根本不足以改变。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和殖民国家所取得的成功是个人独自努力或自由合作的结果;这种局面今天依然未变,由个人进行公平竞争仍是其中的规范。在英国,进步的动机来自个人;在德国本质上则是集体行动决定一切。
英国最近提出的养老金计划也反映了上述情况。尽管该计划以德国的作法为蓝本,但其执行暴露了英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的经验和把握全局能力的不足。和在德国一样,根据该计划,个体雇佣者或受雇佣者不被要求依其自身情况承担部分负担,所有的养老金负担都是由国家承受。不过该计划没有对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作认真的调节,而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简单地将养老金福利一古脑地推向社会。它所依靠的税收政策既不会激励进取精神,也不能促使人们奉行节约。因为通过努力工作得来的财富中的过多一部分将作为税收被抽走;而即使大手大脚,也能从国家多少得到补助。在采取政府行动方面简单地模仿德国并不能使英国取得德国人经过精心筹划才取得的那种进步。
这类进步更加强了德国的优势。在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单独和德国对抗;如果某两个或所有的大陆国家连成一气对付德国,它们也不容易解决协调行动的问题,何况无论欧洲强国如何分化组合,奥匈帝国肯定都会站在德国一边。因此英国海军实际上成了唯一一支能让德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力量。而英德两国之间的军事态势又是和相互间的工商业竞争掺杂在一起的,这种竞争日趋激烈而且左右着两国人民体现在需要和收入方面的福利状况。不时见诸于报端的频繁外交访问正反映了当前的国际局势。在德国眼中,从这些访问中凸现而出的是一种孤立和限制德国的企图;而这些访问传递给其他国家的则是这样一个共识:应该压制那看来过度膨胀而又甚具侵略性的德国的野心。无论人们有什么看法,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是辅助性而非决定性的。
2·德国的崛起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欧洲的冲突》] 1910
德国的目标是求得这样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认识到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敌对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他状况。奥地利在去年采取的兼并行动,1905年摩洛哥争端的或长期存在、或转瞬即逝的事态等都不时地影响着各国的政策方向。微小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发生的,但它们也会导致和其重要性相符的反应。这种重要性的大小由有关的政府所估测,但在根本上还是为这些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所决定。当前,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对峙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它是从前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德尔布吕克还写道,“英国和德国这两大国之间的角逐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绝不可能被消除。不过,这场竞争并不必然导致战争;至多竭力进行的军备建设使两国保持相互间的力量均等,谁都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和某一方站在一起,对这种平衡产生影响。
德尔布吕克的思路适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每一个其他国家,也适于被用来分析包括英德之间的争执在内的每一个纠纷背后的原因。战争的情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战方的地理状况,但战争的根源可能远在他处,今天尤其如此。如今,众所周知,欧洲国家和美国都越来越必须在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寻找原材料,并为它们的工业产品和资本寻找出路,从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在1909年5月底,英国外交大臣在议会下院的发言中说,从今没有任何欧洲问题会激起欧洲国家间的尖锐冲突。不过他又指出,非洲的刚果问题如不能合理解决,可能造成欧洲国家间的麻烦;这些麻烦和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问题—-指奥地利的兼并行动,对此各国迟至1909年4月才明确给予承认—-相比,后者只是儿戏而已。德尔布吕克又写道:“德国给自己规定的明确目标不是获取大片的殖民地,而是求得这样的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无人会反对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面对上述声明的同时,人们又不能不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正炫示于其面前;不能不记住德尔布吕克下面这句意味深长的文字:战争常常并不发端于明确的目标而是受促于偶然的事由,而强者通常在这些事由中占据上风。而且,冲突中的双方能很快就什么是“条件的平等”达成共识么?在整个世界已经确信德国有关武力上的优势而且企图倚仗这种优势去谋求控制的情形下,它还会为德国鼓吹它有着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欣慰么?世界上的国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事实:一是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普遍存在着与德国有关的竞争,当然门罗主义使南美的情况更为复杂;二是德国海军很快就会变得比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都强大。如果英国保持了它现有的在海军方面的支配地位,再加上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英国海军就可以钳制德国;但如果英国海军没有这个能力,就没有谁还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了。由于英国有着非常自由的体制且因此军事组织不甚发达,另外对殖民地的欲望也已完全得到满足,它没有足够的进行侵略的动机,何况如今它也没有很高的组织效率。就此而言,德国才是当今最适合不过的;无可比拟的典型。
如果上述正确,那么在当前由于所有在工业技术和资本拥有方面都名列前茅的国家都正在世界上的同一地区寻求贸易和投资机会,因而竞争十分激烈、国际紧张日益加剧的时刻,英国明显地是国际局势的关键所在。工业、生产能力和资本不仅仅是抽象的名词,它们还体现着实实在在的资源,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决定着大众在衣、食、住、行和合理享受方面得到满足的程度。所以,当前斗争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各国人民,政府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如果哪个国家在政府体制的效能方面高出一等,以所拥有的工业和商业实力为基础,它就可以作为一股军事化的、组织良好的力量投入角逐,而其他国家只能寄希望于结成联盟以维护机会的平等。英国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海军,以及庞大的殖民体系,将国际形势的钥匙抓在了自己手中;不过就武力竞争而言,英国在组织效率与人力物力的集中上又逊于德国。这样,对所有德国之外的国家或民族而言,如果它们认为在世界市场上的平等或机会对自己极为重要,它们就有必要考虑应抱着怎样的思想态度、持着对现实的怎样理解、采取怎样的手段去影响未来的发展。如果某一国的强大令他国难以望其项背,那么和从前一样,平衡只有通过弱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合才能得以保持。
顺便还需提及的是,在大多数的工业竞争场合中,海洋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当前欧洲形势而言,尤其是考虑到俄国趋于衰弱且要把一部分力量投向东方,德国完全不受入侵的威胁。而且德国海军能够,或者说很快就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自由行动,此外只有英国海军可以这样做。一旦英国丧失了这种地位,就当前状况估计,德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起支配作用的海军国家以及欧洲的主宰者。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海军的行动不牵涉英国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又未保证在与上相反的形势下给予英国相应的支持,能期望英国行使它的权力去制约德国吗?在美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代,美国宣布了门罗主义。尽管美国的声明和它的海军力量一样可以让人不屑一顾,但英国这个当时有着比今天还相对强大的舰队的国家将门罗主义作为一项对它的真正支持加以欢迎,而且两国还通过它们的行动阻止了一些国家提出的从欧洲运送军队跨越大海去干预美洲的争端的建议。当时,利益的契合使美国和英国相互间给予了支持。
另外,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时,一位在英国极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告诉笔者,对于向英国提出的一项要求它参加一个国际联合以约束美国使用其力量的建议,英国在答复中不仅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而且还保证将积极地反对建立这种联合的尝试。而在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的联合行动就迫使日本—-另一个非欧洲国家—-放弃对旅顺的占有。我认为英国的上述作法完全是出于利益动机,它正确地认识到了其利益。我不会将其原因归结于情感,情感尽管在国家生活中有着强大的作用,却是极为靠不住的东西,变动无常。当前的问题是,在目前形势中,英美两国鉴于利益的共同性,在什么领域更可能进行相互支持?当然,英美之间还有着共同的政治传统,这很大程度上也使两国相互间有着感情上的亲近。在今天和在华盛顿时代同样地正确、而且将一直正确的一个道理是,期望能有利益之外的动机持续决定一个国家的行动完全是徒劳的。这个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的信念已被德国直言不讳地作为国家政策的根据。从这个信念出发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的政策是否正确、全面正取决于对于国家利益的考察;为此,他们需要对眼前现实有着广泛的了解,还应具有对其进行分析的能力。对于一个要在世界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国家来说,这些了解和分析能力也应为其一般大众普遍拥有。只有这样,原先只有着短浅眼光的大多数人才能认识到国家的长远需要,国家也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今天,美国再一次地需要看清欧洲政治对于自身利益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影响。当前,德国决心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正公开地计划建立一支一旦建成将比英国海军还要强大、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所希望拥有的海军还要优越的海上力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德国正行使着它的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它也必须为它的行动负责。无论就某个地区的防御、还是就在涉及德国的争端—-无论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哪个地区—-而言,德国的所作所为已使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受到了德国力量造成的压制。于是,对美国来说,当前正迅速出现这样一种形势,它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和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从门罗主义的提出到南北战争的结束这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一致。
因此,如果上述形势完全形成,它也不会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它和昔日的情景相比明显地多了几分不祥之兆,因为现今的国家间竞争远比1860年以前激烈。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德国自1870年以来由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造成的。今天的敌对和以前一样,也是由海洋而起,而海洋正是美国及其他海上国家的边疆。这个世界久已习惯于由一个海军强国起着支配作用,并且毫不含糊地将这个国家和英国这个名称连在了一起;它还注意到,海上霸权总是和商业和工业的优势相维系的。今天,争夺这个优势的斗争正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对这个优势的追求促使各国寻求市场,并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倚仗压倒性的力量以控制市场,使其为我所用。这种控制的最高形式就是占有。这种保护制度目前盛行于世,它表明了力量或国家权力如何被用来人为地为本国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自诩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以简单的比较优势为基础,而现在这种优势已陷入了疑问之中,自由贸易体系也摇摇欲坠。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占领,尽管当时后者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可是,奥地利一占领这些地区之后,就进行了关税调整,结果英国就被排挤出了当地的市场。“门户开放”这个如今已为人熟知的词汇要表达的就是对于通过领土占领或公开、隐蔽的领土控制而在某个地区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抗议。
无疑,纯粹的商业竞争完全是基于工业和经济效率。然而,不管一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如何表现上佳,它也只会在无力操纵事态时才愿意依靠效率进行竞争。一旦有了权力,它就会使用它;而之所以未能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它未控制某片土地。于是就有了两种结果:一是一些国家力图占有某块地区;二是占有者倚助武力来保住已到手的地盘。就在最近,当笔者正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位在德国颇具影响的人物称,如果将来德国在其他国家先行抢占的殖民地盘上依然不能立足,德国对此只好默认。人们完全应该相信此话的确是由衷而发的。不过,国家实际上是由它遇到的机会所支配而且很乐于应用这些机会。在1898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谁又能想到美国将占有菲律宾呢?当初,这块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预定的战争目标;而且笔者还亲眼目睹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夺取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无人能预料一个国家将做些什么或感到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在某个问题上争执的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也还是谁的力量强,谁就占上风,而且大家都会不失时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目前,德国需要的市场大多处于他国法律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着德国的当前意图以及对强大的海军的期望;不过,支配着德国前途的并不是后者,而是无法预测的四周形势。
海军在力量运用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没有海军的强大,在海外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就无从谈起。而且,海军需具备根据需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要求它发挥作用的地区出现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有海军基地,而土地占有就能带来这方面的好处。作为对德国公民在中国受到伤害的反应,德国向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后者将胶州湾让给德国。不过德国首相告诉议会夺取胶州湾并不是偶然的、事先未曾预料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确信我们在远东需要一个陆上基地。”这番言论只不过是对于上述的基地重要性的一个具体表述,而基地本身也正是一串有着逻辑上的承先起后关系的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串链条就是: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个链条总结了英国海权的成长过程;正是这种成长使美英两国在自门罗声明至南北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内,围绕着土地占有上的争议,一直处于外交冲突之中,虽然如“疲倦的巨人”这个词所表达的,当时英国也开始感到管理广大的地盘对它是个负担。那个时代的一些英国政治家也远不止一次地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英国并未摆脱多多益善的习惯,它的工业还继续要求市场,它的海军依旧首屈一指,它在海洋上的权力仍然无人堪与匹敌。令人幸运的是,尽管美国的市场对英国极富价值,两国之间又有着外交争端,但英国人仍清楚地记得1812年的英美战争让自己一无所获且还惹得一身烦恼,因此占领美国的想法在英国虽一直存在,但并无多大影响。英美间的和平一直得以维持,美国人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也为英国人接受了。
上述之类的情形在各国政府的行为中随处可见;从中必须看清的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考虑导致了各国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权力的针锋相对,无论这种对峙是否得到了外交手段的调节或是被置于了战时仲裁之下,或是处于两国还是国家集团之间。对权力大小的判断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力量的认识上,更表现为对于所有对行动产生影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广泛评估。均势就是指在天平上各处一边的两个秤盘处于一个基于对立关系因而又易于浮动的平衡状态,十九世纪的欧洲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从这种局面中崭露头角的是国际协调思想,即大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步调一致,以通过妥协或基于应有的权利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一旦达成了某种解决,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效能。尽管所有在国家间会议上达成的条约都有着这种性质,不过现今的“协调”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普遍的磋商和安排,从而对有关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几大国就是通过协调,才决定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该岛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居民之间关系的平静。这两方分别希望和希腊及土耳其实现政治统一并且从后者那儿寻求支持,这种局势恶化了希土两国间的关系并给欧洲和平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危险。不过,德国拒绝参加上述协调,这显然是因为它和刚刚被赶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有着特殊关系。此外,五年前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也是一项大国间的协调行动,该会议同意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在摩洛哥有着最直接的利益的国家在摩洛哥推行某些措施。在这类情形下取得的成果至少就其形式而言体现的是大国间的一致,而不是对抗基础上的平衡。
均势手段体现着强制性,而努力以理性协商和相互让步来替代使用强权的办法在精神上和诉诸公断是一致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这类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在实质上也完全是权力交锋的结果,因而其效力随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摇摆。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奥地利无视1878年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该条约规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状况,将其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使柏林条约所体现的大国协调也湮没于新一轮的对抗之中。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边,而俄国在德国压力下也不得不放弃遵循它和英国、法国达成的谅解,即三国保持一致,反对任何不经欧洲协调就剥夺土耳其对于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背的行动。受到德国露骨压制的俄国的愤懑之情体现在了沙皇于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的外交旅行中,当时他刻意避免途经奥地利的国土。波黑事件加大了有关国家间的隔阂;在这种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这场风波直至1910年2月才告一段落。从结果看,奥地利的行动造成了既成事实,一件通过不借助甚至无视欧洲协调而实现的事实。对此的唯一点缀是奥地利给予了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也迎合了正受国内革命困挠的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不过正是这场革命给予了奥地利可乘之机。随这种结局而来的形势比事发之初更趋恶劣,有关国家间的对抗又鲜活如初,众目睽睽的是出于一时之便的随心所欲便使严格的协调成为可有可无。有关国家间的信任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是所剩无几了。
不管上述局面可否避免,它并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体制。一些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服从协调或公断的结果,只有借助强制力才能使其行为和这类结果相一致。人们也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均势局面和工商业竞争状况有相似之处,而欧洲协调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尽管欧洲协调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将所属的多个成员聚合为一个集团,但它的确将集体意愿作为关于欧洲的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强国就如托拉斯组织内的子公司一样要遵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如上述的吞并土耳其的两个巴尔干省份这样的行为,用不着从客观形势中替它寻找开脱的借口或者更多的反对理由。显而易见,明目张胆地弃协议于不顾必将给整个世界造成道义上的消极影响。任何令人满意的关系,不论是社会、金融还是国际方面的,都必然以信誉为基础。没有信誉就没有安全;信誉丧失殆尽,接踵而来的就是动乱。用不着进行多么生动形象的描绘,人们就能想到倚仗强权违反条约对国际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情形多少正体现在了普法战争以来的欧洲局势中。这种局势不仅表明了在欧洲存在着一个超级军事强国,而且将这个国家造就成了一个和欧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员以及和这个家庭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的美国相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着更出色的组织才能的有机整体。
军事组织,也就是陆军,只是德国的组织才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所在。德国对自身力量进行协调、搭配的主要特点是,在政府统辖之下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全国性指导性机构,这种广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于是德国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托拉斯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众所周知。在德国,由政府进行集中特别地容易并且有效,因为今天的德国人是几个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环境中,政府无论其好坏,一直是将个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部分地是由于绝对政府是德意志传统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于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大多规模较小,它们的政府能够在别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干预个人生活。
所以,历史环境和继承下来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国人,使他们能够甘心生活于一个政府控制框架之内。实际上这种控制的加强看来正是发生于当今所有文明国家之内的趋势。在不侵害公共权利情况下的不受国家约束的个人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备受推崇,可是如今这种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着越来越多的约束,因为人们日益看到,少数个人的集体行为确实可能破坏公共权利。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目的,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不过,只要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让政府行为起到为个人行为拾遗补缺的作用,而是要对后者进行规范,那么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质上却并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时代,一个政治社会的这个或那个部分都会招来控制,以防它产生过分的影响。而且,还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规整也给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成分,因为当个人和小团体的权力过大时,它们的利益会受到整体利益的制衡。而依照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对所有社会事务予以统辖和指导性控制,这样国家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垄断组织,一个托拉斯,没有什么还可以对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当今的一个趋势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展,而德国无论从方法还是从才能来说,在这个方面迄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德国比之于所有其他国家有着先行之利,并有机会弥补一个世纪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给当时起步的德意志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那时,德意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才在德意志得以建立,将工商业从每隔几英里就一个税卡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普鲁士在促进这个变化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对于它在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首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鲁士政治发展却颇耐人寻味。这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不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上院却不断地颁定为下院所反对的新税种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
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德国人民一直毫无怨言地交纳税款,这和英国人民对于舰只税以及美国人民对于印花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普鲁士的税收促进了其陆军的改组与发展,而陆军的强大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领导者的地位,并使现代德意志帝国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而得以诞生。但舰只税对于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的英国海军的发展同样具有意义,何况发展海军的需要是英国人无法否认的。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是出于国家防御的需要。在相似的情形下,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对于政府的顺从清楚地反映出了他们的普遍性格,他们将自己置于强大政府的支配之下,与此同时在个人自身的行动范围之内又多少保持着一点主动性。由此可以看出德国政府的特性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互协调的。这种协调促进了德国的强大,而这点并非时时都能为人所看清的。不管如何,必然无疑的是,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由于德国政府有着熟练的对社会进行系统组织的能力,而德国人民对这种组织也能普遍接受,在组织程度方面,德国在所有国家中自然独占鳌头。
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组织国内活动方面极富天赋,这使它能够通过将自身力量协调一致而甚为强大。有着无与伦比的效能的德国陆军就集中体现了德国身上所有的军事禀赋。这支军队所依赖的德国人口如今比俄国以西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而且其增长率也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自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来,德国人口已增加了一半,从四千万达到了六千万,现在还以每年八十万人的速度上升。所以,就规模和质量而言,德国陆军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即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因在地理上处于欧洲中枢而具有公认的军事优势。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那么在其他欧洲强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分布于连成一体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领土周围的情形下,可以想象前几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就如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而这自然会使德、奥容易受到多个方向上的攻击。不过军事实践证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位于中心地带给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好处远比与此同时的经受攻击的危险所给它带来的损失要大,它能够同时对于几个敌人进行连续的打击。这样的国家可以集中施压,用优势兵力对付薄弱之敌,地理上的居中使它可以沿着军事上所称的内线调动军队,而内线简而言之就是较短的线路。距离上的近捷意味可以更迅速地行动,而时间也因此而节省,如一句著名的格言所说,胜负就在五分钟之间。
由于这些原因,位于一个圆弧的中心位置上的国家比那些其领土零散分布于圆周之上的国家更易采取协调的行动。目前这种便利是在德奥同盟一边,而且还因铁路系统的存在而得到了加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处于德奥政府的紧密控制之下且根据战略与商业运输的需要而组织,因而也就使内线调动所带来的军事机会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只会加强德、奥间的相互支持,双方在当前欧洲局势中的互利互惠关系已被它们自己视为必然。无论就任何一国的具体意图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都不存在任何使分裂能和联合一样给双方带来同等好处的因素。另外,德、奥的领土连成一片,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带来了一些军事和商业上的好处。与此相联系,考虑到土耳其的前途多舛,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打算。
鉴于上述状况,奥地利一年前的吞并行动和它的建造四艘无畏舰的计划都是一种信号。如果奥地利在爱琴海边获得了据点,或者借助于海军优势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么它就能以充分的海军力量为依托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企图与意大利的利益相冲突,也和欧洲国家对近东局势普遍具有的敏感不太相称。不能忘记的是,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有着在意大利半岛进行扩张的传统的奥地利还占据着包括威尼斯和米兰在内的意大利大部分土地。在1718年与1733年之间,奥地利还曾短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推进受到压制之后,奥地利又把扩张传统和对商业优势的期望转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也就是巴尔干半岛身上。意大利此前对奥地利的抵制也随之自然地转移了过来,因为亚得里亚海的控制状况对它的安全至关重要。亚得里亚海最宽处不过一百五十英里,出口处还不到四十英里宽,意大利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么一个和它整个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一个以一条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的奥地利海军的手中。于是,从前的和当前的对奥地利的强烈不满使意大利人几乎不可能对他们王后的祖国产生亲近之情,而且他们还对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特的意大利人依然是奥地利的臣民而未被“救赎”出来耿耿于怀。由于上述龃龉,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平衡。人们唯一需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局势的不稳以及这对东西方交汇之地、对于传统的世界政治中心的影响。后一地区的代表城市就是分别以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
由两个中欧国家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几个目标,它们通过德国的海军发展以及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兼并这些近年来的事态都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超级伙伴,它的支持对于奥地利最近行动的成功是决定性的。奥地利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既是出于眼前需要,也是明显地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望。针对奥地利对波黑两省的吞并,奥地利首相曾说道,必须当机立断,否则事情的发展可能就对奥地利不利。这实际上是指,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革命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羽翼丰满之后,或许会反对将波黑并入奥地利,就如他们面对战争威胁,依然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直言不讳地表示它要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以使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居于适当的地位。除此之外,向爱琴海和地中海的贸易扩张也是奥地利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上述目标,它就不再会给人一种瞻前顾后的感觉。构成奥地利帝国的多个民族之间的纷争使奥地利人不能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的对外政策则会将全体奥地利人集聚到一杆新的国家利益大旗之下。尽管奥地利的财政不太宽裕,但上述目标以及扩张至爱琴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将继续促使它沿着既定方向推进;最近的情况已表明对奥地利的抵制软弱无力。自然奥地利也需面对在当前爆发欧洲战争的危险,可现实形势是俄国一蹶不振,而两个中欧帝国却兵强马壮。德、奥的联合行动说明,这两个国家将依然是铁板一块,作为一个最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
德国总是及时地向它的盟友伸出援助之手;反过来,它也肯定希望得到而且无疑会得到奥匈帝国在将来对于德国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处于冲突之中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只要世界政治还取决于欧洲局势,一个国家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和德国陷入争吵,它都必须掂量一下奥地利的作用。这一点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了摩洛哥问题上。在克里特岛事务上,德、奥两国至今也是并肩而立,脱身于欧洲协调之外。如果今天的法、英、俄二国协约集团中的任何一国沾惹上了与德国的严重麻烦,其他两国如果想要干预,也不能不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一旦在上述形势下法国决定动用自己的海军以支援英国,可能由此引发的危机将使它不得不留意着不仅是德国、而且有奥地利的对自己陆上边境的威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企图或政策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此时的欧洲局势对德国行为的制约必会因奥地利对德态度的明确而大打折扣。上述例子都具体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均势状况的主要特点就是,天平的一端是基于地理位置和必要的相互依赖而聚为一体的力量;而在另一端,力量分散且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因此,在制衡的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不可阻挡地会向一端倾斜。以往的经验也并不能保证有关国家将自然而然地想到应防止他国一时具有的优势所造成危险或消极影响,并且针对将来的可能不测进行稳固的合作。相比于三国同盟,三国协约集团力量的散乱清楚地说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是强者。
在上述易变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有效地制约德奥集团,那就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保有适当的优势,英国还会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样继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英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海军,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本国的力量集中投入到了海军方面;二是英国除了享有岛国身份给它带来的安全之利,还有足够的财力以推行今天所称的“两强标准”。“两强标准”只不过是赋予某个传统观念的新名称。在整个十八世纪,尤其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后,英国政治家们就笃信英国海军的规模必须比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波旁君主国家舰队之和还要大。当时的法西同盟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和今天的德奥同盟一样,将长期、稳定地存在,因为这两国不仅为王朝纽带所维系,相互间还明显地有着迫切的互予支持的需要。
当今,英国对两强标准的执行相对缺乏针对性,这实际上表明了自普法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多少令人觉得扑朔迷离,而且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两强标准的依然存在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安全需要仍使英国认为它的海军应比其他任何两个强国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不可缺少,它不仅关系着英国的军事防御,也关系着英国的生存,关系着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会和工业原料的获得。目前在美国,对于美国是否应被视为一个反英联盟的潜在成员这个问题有着争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美国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联盟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当前英美之间存在着什么隐患,尤其是那些会使美国背离传统而走进军事同盟的隐患,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将来具体情势下的权衡再三或许会使上述作法成为美国的权宜之计。不过应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商业联系的紧密,考虑到英美在语言和政治传统上的一致,也考虑到不可能置身于一场英美间的战争之外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间任何可能的争端在影响上与抑制这些争端的因素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得多。
据说当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奉行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不能允许英美间的分歧发展到使相互关系破裂的地步。这说明了这个普遍事实,即通常在每一个国家看来,和另外某个强国保持和谐关系有着首要的意义。在俄国盛极一时的年代,普鲁士重视的是俄国;对于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受垂青的就是奥地利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促成了上述转换,尽管这和当时德国皇帝强烈的感情倾向相背。如果美国人不仅仅把目光集聚于英伦二岛,还能注意到英帝国的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的太平洋沿岸诸州有着同样的政治要求,另外还尤其能考虑到英国海军的世界作用,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大英帝国置于自己心目中的优先位置。
这种态度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人由于和英国具有共同的政治观念而对后者产生的亲近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于这些观念有着多么不同的表述,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过去的十五个世纪中,在英国及其各个殖民地区分别得到了独立的、不尽相同的弘扬。不过,美国是否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是否冷静地权衡了各种可能,分析了各种平衡关系并认识到它不可能脱身于各国间的关系之外,也不可能在没有清晰观点的情况下稳妥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目前,如许多人所看到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领域,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时,即使没有和欧洲国家携手合作,至少也尽力地和它们进行磋商或求得协调。从这中间透出的正是一些美国人对于美国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认可。他们不能不承认,美国再也不能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美洲地区和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
当然,我们一直和某些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相比的变化是,从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离得较远,相互间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于关于美洲问题的讨论之内。而现在,东方的动荡局势、东方的发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业和资源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而获益的机会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关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各国在上述地区的接触既可能增加有关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也可能导致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进几个强国间的力量组合。国家有时会觉得和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些时候又会发现它们相互间更多的是分歧。当今,各个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毁前程的愚昧之举。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企图去就事论事地处理各类问题?是否在国家间能够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考虑方面的根本一致,从而依照这点推行始终如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绝不能把重视与他国的一致之处看成是有意谋求正式的同盟。出于以认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对某人的信任而毫无勉强地与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个长时间内使自己受缚于某种义务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国的传统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时之需缔结长期性的同盟,想劝说美国人民承担同盟义务也只能劳而无功。得不到国内大众的一致支持,美国缔结同盟也毫无意义。不过,如果美国人民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全面理解支持结盟行为,美国对于同盟关系就能扬其长、避其短,美国的一般政策也会从结盟中受益非浅。门罗主义本身就反映了美国公众的认识,政治家们只不过将这种认识总结、深化并精确地表述出来。作为一项国家要求,门罗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否能继续和美国人民的心理倾向相一致。这种倾向并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确确决定着美国的对外行动,虽然它不具备其他什么约束力量,不象一项协定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本文的前部,我顺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观点,即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国人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还曾言道,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前一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国家这样有着日常的对外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的一体性,而这正是严格的国家层次上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在一块领土之上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子单位,行为主体的众多使一国政府根本不可能象在今天这样筹划或完成一项由它进行良好控制的行动。用斯塔布斯的话来说,当时的政治舞台呈现的不是一出有条有理的戏剧,而是一幅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地的集合而成为一个集权的王国时,当德意志独立的各邦合并为一个有着中央行政机构和全国性的立法机构的统一帝国时,国家也变得愈发简明和令人容易理解了。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美国和独立战争结束之初相互间没有正式的关系且又勾心斗角的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比,也能毫不困难地领悟上述道理。
在欧洲社会的众多成员成功地融为几个有机体,亦即现代意义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也就和欧洲的历史密不可分了。其结果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对维系着国家独立的均势状况有着自觉的关切,从而欧洲所有国家之间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不管各国的利益如何不一,也不管各国的国民性格如何因传统和多个世纪的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共同的确保自身生存的本能使各国都自然地坚信独立国家地位的重要,它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门罗主义反映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的平衡状况的认识,借助于门罗主义,美国给它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而对于东方移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也不言自明地显露了美国对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关系的认识。
就如在中世纪许多地区和许多领主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或在某个君主的治下实现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道路,由循此传统而来的国家组成的今天的国际社会也正在摸索实现自身统一的途径。这个途径从当前来看与历史上的道路并无二致。不过未来的历史进程的两大主角将是西方和东方两大集团;和从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变化、发展之中。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社会内部的斗争还导致了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国际法的全面发展。主导国际法的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观念,至于对于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的载体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恰如其分地说道:“国家的一体性和独立性体现于国家主权之中。正是因为国家享有主权,组成各个国家的各国人民才能越来越融为一体。”今天,一直主导着欧洲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立观念已成为了众人共知的东西。对于这种结果的产生,每个国家都起到了一份推动作用,因为它们为一种共同的传统所左右。
3·东方和西方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欧洲的冲突》] 1910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眼前的目标就是阻逼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所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
在欧洲大家庭业已经历了四百年演进的当今发展阶段,看到一种崭新的力量平衡关系正在东西方之间生成并不令人感到多么吃惊。不久之前的日俄战争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上述现象,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一个欧洲国家为一个东方国家所击败。这样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引来大众的关注,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能透过表象看到其下的限制性因素,甚至也不能对造成上述局面的事实有所了解。不管人们从日俄战争中得出什么结论,至少日本的出色表现不能不得到承认。
其他东方国家都对日本的胜利击掌叫好并抱以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存在,更多地是因为这些国家和日本都处于对西方支配性影响的抵御地位,而不是因为它们相互间因地理和文化存有亲缘之情。自从西方和除土耳其帝国之外的东方在二百多年以前开始了紧密的实际接触以来,双方间的态势就是西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能将力量高度地进行集中,从而控制了不仅就个体而言缺乏有组织的力量、而且整体上也不能联为一体从而相互支持的东方国家。就相互间联系的松散程度而言,大多数东印度人比欧洲封建主义鼎盛时代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采邑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在中国,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观念,军人这个职业也名声不好,从军被认为只会教人好勇斗狠。日本在五十年之前也还处于封闭之中,无法分享在今天已被它运用自如的欧洲的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其他东方国家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水平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在上述背景下,西方国家尽管相互间一直争斗不断,但对于远东国家则采取了同样的行为方式,其结果就是西方在整体上成为了主宰东方的力量,就如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执牛耳,而德国今天又在欧洲大陆占据压倒优势一样。在欧洲还是一个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之时,土耳其帝国与其相比俨然是铁板一块;伊斯兰教徒一般而言也一直保有其国家形式和公认的独立。可是今天穆斯林国家既无力在政治和军事效能方面与西方一争高低,也无法做到携手抵制后者,结果只有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西方出让土地和权益,它们的独立也随之而名存实亡了。
上述情形是多个世纪的演变结果,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逆转,不过日本也确实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能取得的成就。当然,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国土的狭小及长期与外隔绝使日本人凝为了一个小而紧凑的集团。在长时间的独处中,日本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显示。这种气质连同日本人口的少而集中、日本人的尚武传统以及源于幕府体制的地方对中央权威的遵从使日本相对容易调动全身的能量。另外,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对一国的成功必不可少,而日本在这方面也是幸运儿。历史上,好端端的机会因领袖才能的缺乏而付之东流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今的日本却是两者兼而得之。
尽管东方的变革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如今某种认识正日益有力地促使拥有人类一大半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种种表现尚欠明确,以至于人们易于夸大或者低估它的意义。就目前看来,这种认识更多是源于对西方的控制或干涉的不安,而不是源于自觉的、冷静的进行内部更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能让一个国家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这种多少有欠积极的情形在日本身上显现得并不突出。不满本身不是建设性的力量,在中国或印度也看不到有什么个人或阶层明显能担负起艰巨的领导任务。固然日本之外的东方国家深为日本取得的成就所影响,但仍有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完全沿着日本式的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是否会觉得这种道路比西方式的道路更能投其所好。朝鲜人就明显认为日本人的东西令人难以忍受,东印度人对英国也持这种态度;我们的一些持反帝立场的朋友告诉我们,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无什么好感。
在印度和菲律宾,思想向现实的转换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效用的西方统治力量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远非一致的各个当地人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对于西方统治的不满;另外,当地人对于外来统治带来的物质进步以及这种统治一旦消失所导致的可能后果也有着充分的认识。这样,大众对于外来统治就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容忍了那些他们未必喜欢但看来也无太大害处的东西。对西方统治的不满以及对独立的追求主要存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中间,他们对西方的制度、方法有着较好的了解,但对历史缺乏洞察,因而也就无法体味到西方人民为探求和运用这些方法所付出的多个世纪的辛劳。就眼前而言,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除非这种变化为宗主国所赞允。不过,英国和美国目前也确实正向当地人作出一些让步。
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为日本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胜利所震憾。对于西方的物质优势,中国也有着长期的认识,不过这常常是在经受了严酷的实际体验之后。在日俄两国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看来似乎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日本这个和中国近在咫尺且又有着亲缘关系的国家。如果在学习和运用西方成果方面,中国人也能具备日本人所显示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或许能更容易、更自然地习得西方传授的本领。中日之间距离很近、旅行费用不高也具有意义,中国人因此曾大批前往日本留学,不过目前这股浪潮已大为衰退。实际上,无论中日两国在抵御西方的控制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过于靠近和国民性格的极大差异将使这两个国家难以进行政治合作,更不用说结成联盟了。地理上的邻近是一个公认的国际摩擦的根源。满洲就不仅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连接点,更是三方的利益交错、碰撞之地。有理由相信,即使这三个国家之间能保持和平状态,它们相互间的政治对立和防范心理仍会继续存在。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满洲对于远东将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比利时对于西欧所具有的重要性。
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尽管中国的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政府也依然保有统治权威。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以及旨在使势力范围得以建立或承认的尝试并不存在。中国人在种族上也是同一的,虽然他们相互间有着地区界限,各自操着他人未必能懂的方言—-其实这些也是幅员的广大和交通联络的不发达必然导致的状况。另外,对中国人有着最好了解的人都会在某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对于取得成就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这种坚定在过去更多地表现为保守意义上的呆板,表现为对于本国任何事物无法克服的偏爱;这种偏爱只能导致成为进步的最大敌人的夜郎自大之感。可是近来外部之光已渗入了中国,以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为手段的自我认知过程已经开始并正结出果实。与此相联系,一个甚有意义且令人颇感兴趣的事件就是,在没有外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人正自行修筑从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张家口的一百二十二英里的铁路。所有的工程师都是中国人,为首者詹天佑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中国还打算在同样不依赖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另外增建一百五十英里的铁路。当然,拒绝外来投资会妨碍筑路速度,延长完工期,但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决心从对过去的陶醉中摆脱出来而放眼未来,以求积累自身的力量,将理想和希望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成就。正是因为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换阶段,推行“门户开放”才对它颇具意义。另外,如密切关注中国的人士告诉我们的,在中国正产生一种与种族意识并不相同的国家意识;不管在目前它还是如何粗泛,但的确是日显生机。国家意识的生成对中国实现国家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国家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
无论东方各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要显示出怎样的特点,它们必然会象欧洲和北美各国那样经历一个过程,它们也必须将自己从没有多少内部凝聚力的集团转变为民族国家。不过,幅员和人口使印度和中国不可能象日本那样很快地渡过这个阶段,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遗产更不会让它们象在1783年至1789年间成功地完成了立宪过程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那样轻松自如地实现政治变革。但在另一方面,从西方引入的交通联络手段—-西方统治已给印度带来了许多这类东西—-也有助于使强化国家权力的潮流以即使在处于类似时期的中世纪欧洲也不可能见到的速度和确定性向前发展。
在东方国家进行自身整合的同时,它们与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还会得以延续与发展,就如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维系着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近东地区的联系一样。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其前锋曾分别抵至维也纳和马耳他—-就是这种联系的为人熟知的具体表现。当时,欧洲是一个由多个松散的国家组成的基督教世界,正处盛时的统一的伊斯兰世界自然能轻易地将剑锋刺向欧洲的心脏;而待到国家权力的集中过程在欧洲结束之时,这种危险也随之消失了。不过土耳其帝国仍然继续为一些基督教国家所交结,并在波旁王朝与奥地利的长期斗争中起到了配平作用。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当法国和奥地利交战时,土耳其在另外一侧对奥地利后翼的袭扰使后者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从那以后直至现在,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又成为了欧洲注意的一个焦点,各强国以利凡特为中心的利益冲突使土耳其日益成为了一个危险的根源。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基督教国家就曾联合起来并和土耳其结成同盟,以反对另一个和它们在土耳其有着利益冲突的基督教国家。就在两年前,利益的分歧还产生了同样的战争危险。
对美国来说,上述事情过于遥远以至了感觉不到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可是,只要这些事情影响到了欧洲的平衡,它们就必然会通过将其影响波及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而和美国发生关系。在这些地区,美国和维系着欧洲平衡的各个强国有着密切的接触。某个事件只要削弱了一个美国可以指望其与己保持一致的国家,且对不太可能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有利,美国对其就绝不能漠然视之。在最近十年中,东方的事态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均势。据说—-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德国已认识到了自俄国败于日本以来,欧洲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俄国的失败缓解了德国在某个方向上所受的压力,以至于它对于法俄同盟已无任何严肃的不安;再加上奥匈帝国对德国的忠心耿耿,德国更显轻松自如。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陆上负担的减轻会使德国将更多的金钱投入到海军方面。这显然会削弱英国海军的相对强大,或迫使英国也大幅度地增加海军开支,而军费的上升就其本身而言对一个国家并非好事。
英国通过和日本结盟来抑制俄国看来或许是一个政策上的失误。当然,俄国深深地卷入远东事务对英国有所好处,因为这会分散俄国的力量,使其无力针对着君士坦丁堡、苏伊士、波斯湾及印度采取行动。不过,若俄国能象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土耳其人对于当时的德意志地区所做的那样,向当今的德意志帝国施以某种压力,这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可是,由于在满洲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及其后果,俄国也许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了。因此,英国政府的行动促成了日俄战争的爆发,而这场战争却使欧洲自身的力量平衡出现了不利于英国的实质性变化。对此英国人目前不得不尽力弥补。
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与其说是对现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估测。不过在日本于日俄战争的结束之际处于财力枯竭边缘的情况下,倒的确是英日同盟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它所基于的就是英国海军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一直发挥的作用。如果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番情景:交战双方更接近于势均力敌,在财力上都更为举步维艰,而俄国的威望又少受一些损害,战争对于围绕着“门户开放”的外交争论的影响就会大有不同。门户开放在另一种意义上体现了均势精神,它和均势都旨在增进和平,只是后者寓示着独立权利的平等,而它意味着机会的平等。另外,和均势一样,门户开放的保持也取决于各国实力的平衡。这里的各国具体而言是指对于中国的发展及在华商业机会颇感兴趣的那些国家,因为“门户开放”这个词针对的就是中国。
我尚不知晓“门户开放”这个词的来源,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倡导门户开放原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突出的作用。前文曾引用德国人德尔布吕克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阐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并坚决要求“使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自然人们都希望这个合理的目标会和平地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希望也可能成为现实,只要人们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万一迫不得已,只有诉诸强权以维护上述权利了。如果大家都能正确地理解这点,也就不太可能出现无视他国意愿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争吵了。
但是,还应一直牢记在心的是,各国一般而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它们的看法或认识通常也各不相同。对此可拿铁路作例子。修建铁路是进行资本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普遍形式,而且还可以随着铁路线的延伸稳固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就应该遵循门户开放的精神来合理分配铁路建设方面的机会。可在最近的一项建路安排中,美国似乎被冷落在了一边,失去了获得德国首相所说的“阳光下的地盘”的权利。对此美国政府已严正申明了自己立场。在下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将建造大量的铁路,而中华帝国的完整对于门户开放更是至关重要。如果某一外国通过租借协议对一块中国的土地进行占领或管理—-这迄今已屡见不鲜,这块土地就有着有朝一日被兼并的危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一年前就遭遇了这种命运,今天的朝鲜看来也在劫难逃。另外,上述为他国变相拥有的土地上的商业也可能为他国海关所控制,这样门户开放也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这类性质的问题直接关系着门户开放的成败。为了处理它们,美国政府一直努力争取和其他国家达成谅解。如果要美国单枪匹马地维护门户开放,它就需要建立一个保护国,而这是和蕴含于门户开放政策中的平等精神根本相背的。关于门户开放的种种问题典型地体现在了中国的满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不确定之中,因而也不时地为人们所讨论。日本与俄国在满洲的势力令人不禁提出疑问,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是否能照顾到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关注着在华机会的平等的国家的正当权利。可是也用不着否认,即使各国就门户开放原则达成一致,在依照该原则行事之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免不了竞争。而贸易竞争自然会驱使人们利用任何机会来赢得上风。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更多地通过使用以既有控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而非技能和实力的竞争来获取商业优势。这样的情形在工业、金融和贸易领域随处可见,连美国的托拉斯组织也显露了类似的倾向。
美国必须就保护主义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必须认识到后者能否听从美国的意见、美国主张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能否得以建立与保持等等,均取决于它的国家实力。欧洲有关国家相对力量的变化和美国也不无关系,任何这方面的变动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而且肯定会影响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及中国的利益。当前,俄国处于虚弱状态,德国正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因其政府为入不敷出所累也今不如昔,对此美国绝不能视若无睹。其他国家的相对力量对美国一直有着大多数美国人都未充分认识到的重要性。在1823年,如果当时的英国海军不如大陆国家的海军强大以至于不能阻止后者向南美洲运送联军以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对美国来说事态就非常严重了。在1814年也是欧洲的局势使英国不加思索地放弃了因1812年的对美战争而对美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另外,美国之所以能取得独立也是因为当时英国海军的实力相对于结成同盟的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有所下降。至少华盛顿是这样认为的,而他当时根据自己的认识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此,如果在1861年至1863年间英法两国能达成共识,美国北方能否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也将是很成问题的事。
均势一直是欧洲国际政治的关键所在,它的变化看来的确不是不可能削弱欧洲对远东政治的影响,除非当前争夺海军优势的斗争遭到抑制或大局已定。实施如英国眼下将其海军集中于本土水域这样的集结行动需要将分遣舰队从远方地区撤回,这就原则和实际而言绝对正确,但也自然意味着多少要暂时地失去对撤出地区的控制。不过,只要德国和英国还象今天这样势不两立,英国在北海进行集结从军事上讲还是合理和必要的。当然,如英国出于必要还想在其他地区集结力量,这就不可能办到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舰只以建立大的分谴舰队。
欧洲的力量组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形势,并使欧洲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权力为其海军力量所支持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可以想象的是在英国和德国僵持于北海的情形下,协约国控制地中海的任务可能落在法国的头上,这自然也会引起意大利的严重不安。据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些现有协定中包含着对于西地中海地区的门罗主义性质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会象门罗主义那样趋于强化,而有关国家也会从其出发决定如对地中海沿岸地区是否应采取一些将改变该地区海军力量状况的安排之类的事情。在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海军力量都在北海严阵以待的情况下,一支能够在地中海发号施令的舰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快速纵队,它处于核心位置,有助于针对其他地区采取持续的具体行动。上述的几国海军各有分工的情况在历史上有不少先例,尽管它不免表现出同盟或多个国家的联合行动固有的弱点,但也不是不可行的。
这些叙述自然都是估测性的,但是在国家间的竞争中它们又不能不引起政治家们的思考。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欧洲如从前一样还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海军强国,这种情形比当前现实更能直接地影响到日本和美国这两个欧洲之外的海军强国的利益范围。当日本于1902年和英国初次结盟之时,后者还握有海军上的绝对优势;英国海军既可以有力地照应到远东,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在其他地区的优越地位。两强标准切实得到了贯彻。这样,在1895年,当几个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干预以迫使日本作出牺牲之时,英国本可以抵制这样的行动,即便日本缺乏战列舰力量令其有所顾虑。可是英国后来还是采取了干涉作法,这对于日本下一次对俄国的战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值得一问的是,如果当前的海军竞赛继续发展,上述的干涉是否依然可能?
上述例子还表明,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一旦实施会具有深刻的精神及物质的影响。对敌人施以令其措手不及的进攻就产生类似的结果。在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迫使日本把包括旅顺港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虽然英国反对这个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归还的地盘又被中国租借给了俄国,但它当时准备尚不充分,未能下定决心;何况形势也难以逆转,而日本又没有战列舰力量。但到了1904年,英日同盟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这是英国采取的一项积极步骤。此时,日本已有了一支战列舰舰队,英国海军仍是首届一指,而无论德国还是法国都不积极支持俄国。德国的实际政策就是如此,法国则是力不从心。在日俄战争中,如事实所表明的,日本在它自己的北海区域作战,英国则替它在欧洲一端照应一二。这个情形体现了不同国家海军之间的分工。尽管英国海军当时并无战斗任务,但它的行动却明显是军事性的,起到了威慑作用。前文曾言及,在1898年,对于干涉美西战争的建议,英国表示它不仅不支持,而且还要反对。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英国海军在那时同样是一支威慑力量。
上述情况也说明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运用得越是得心应手,越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所在。在当今时代,在一般的意义上,没有哪个参战方比南北战争中的双方还要对战争缺乏事先准备,这场战争之所以成为了自滑铁卢之战以来历时最长的战争,就是因为双方准备的缺乏使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是半斤对八两。不过这个局面最终还要消失;北方有着资源上的优势,而南方从军事观点看只能将实现分离寄托于其对手的缺乏耐心上。
如前文所说,作为欧洲大陆强国的法国可给英国以海军支持。这种安排的一个缺点是,它一旦成为现实,就是一种战争行为,且会导致陆上战事;而当前没有哪个大陆国家能单独和德国交手于陆上。这不是说法国陆军不堪一击,何况法国自1870年以来一直精心构筑边境防御工事。实际上,法国针对进攻和防御采取的措施使法国的武装力量虽然确实仍逊于德国,但依然可为法国提供相当的安全。这既可促使法国的对手三思而行,不敢冒然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彻底撕破脸皮;也可通过推迟战争的爆发让法国有时间提高武装力量的素质,或期待有足以扭转局面的事件的发生。
法国人认为是德国在1905年迫使法国政府解除了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而法国之所以受此羞辱就是因为当时法国根本没有作好军事准备—-其中原因在此不必提及了。不过,一年之后,面对着同样令己难以忍受的要求,法国采取了抵制态度,绝不退让;而德国也只好降低其调门,当时法国所作的相当的军事准备令其不可小视。由于档案保密制度,我们不可能完全如实地了解当今的国际事件,但上述情形就是欧洲局势给人的一般印象,而且人们还相信德国将继续推行盛气凌人的外交,只要它一直保持现有的军事优势。这个优势连同其他政治需要使奥地利注定要将自己和德国拴在一起,它们组成的陆上同盟在目前是强大无比的。和英日同盟中的情形一样,在德奥同盟中,奥地利的作用不是必不可少。不过,只要知道它在关键时刻必然会有所动作,那也就够了。
上述态势对协约国自然不利,除非战争的代价让德国有所顾忌且不敢一意孤行。所以,协约国应该增加自身实力,不过目前它们尚远无力量既抵御德国的侵略性海军行动,同时又在陆上和后者周旋。强大到足以使敌手不敢轻举妄动是一回事,能够在冲突发生时战而胜之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在和平时期,没有哪个欧洲海军国家能予英国在地中海的现有地位以支持,英国只能自食其力;一旦奥地利有财力将自己朝思暮想的重型舰队化为现实,英国会更觉吃力了。
上述看法既使英国海军在世界政治中的举足轻重作用更显突出,也表明了目前只有两个海军国家由于和德国不在陆地上接壤,有能力以海军力量帮助英国。它们就是日本和美国。放眼未来,这两个国家需要考虑英国的海洋霸权落到德国手中是否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变化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今天的情形而言,除了在开放海域,美日两国和德国之间不可能有实际接触;而英国则在每个角落都有其海洋边界,在任何它不具有海军优势的地区都易受攻击—-比如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英国的东方地盘而言。连美国都可以通过对易受陆上攻击的加拿大施以影响来制约英国。
未来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英国的衰落将德国海军推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和强大的德国陆军相配合,德国海军完全有能力实施远洋行动。英国在自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一段长的时间内,能够这样做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其原因不在于英国海军的强大本身,而在于岛国地位使强大的英国海军在本土及海外都可以有效发挥作用。今天,英国的财政困难、俄国的组织涣散和法国的为人口众多所累都使德国的未来行动能力无形中趋于增强。尽管和德国相比,英国更为富足,但长期养尊处优的英国人不如德国人有经济上的忍耐力。而且,个人自由传统也使英国人或美国人不愿紧紧地受束于组织及对个人行动的规范,而正是这些使德国立于现代国家之列。
今日的德英竞争不仅是欧洲政治、也是世界政治的紧张根源。这不是说不存在其他棘手的问题,相反其他问题也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突然地引发大火。有火必有柴,隐于英德对抗背后的是双方间的利益分歧和猜忌,它们所基于的就是维系着两个民族的福祉的工业和商业。英德之间激烈的工业和海上竞争不是自克伦威尔时代及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就有,当时英国是从荷兰那儿夺得了后者凭借曾经无故的海军而长期把持的商业霸主地位。尽管当今的现实广为人知,可是很少有局外人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扩张的幅度以及使其颇具意义的从过去至将来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很多人能认识更遥远的过去,并考虑是怎样的强烈情感伴随德国人不断地取得工业和商业成就。
我们完全可以既理解上述情感,同时也不忘记在世界政治中德国的进展正使人们有所不安。就此而言,英国和法国、俄国—-后两者在不久之前和英国还处于传统的对立之中—-逐渐结成协约国集团是情理之中的事。一位德国首相将此谴责为旨在包围和孤立德国,不过三个国家采取上述行动大概确是为了维持欧洲及世界的均势,回应德国的四面出击以加强自己在海洋及商业方面的地位的明显企图。人们不应一成不变地认为这类想法根本不是冒犯他国的合理理由,但认为不应对其保持警惕并进行制衡又另当别论了。历史已表明,任何勃勃雄心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侵略性的因素,只有以强力应之才能不使其超出限度之外,才能使平衡得到保障。而均势的维持正一直为欧洲政治家迫切关注。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不自觉地但又不可避免地日益和欧洲融为一体,因而欧洲的事情也应为美国人所关注。当美国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时,在欧洲,门罗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兼而有之,而德国据一般的报道应属于后者,美德两国在菲律宾问题上的不愉快无疑使这点更显明晰。毫无疑问,如果当时的德国拥有它如今正在筹建的强大海军,它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地位会更加有利,而美国的支持者也会面对极为不同的形势。今天,涉及西班牙的争论已成为过去;不过即使在看问题最肤浅的人看来,很明显,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既和美国、也和整个欧洲世界的利益息息相关。
让我们根据德国的历史来考察德国的现状,因为如果不借助于适当的方式,我们不可能理解德国为什么有今天的声势。为了最好地了解这点,不仅需要认清一个国家的利益,还需要体会到它的情感,并找到它可能的历史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作出评判。大众的情感最强烈地左右着一个国家的行动;虽然物质利益是根本的动因,但它所激发的情感却有着更大的能量。无论统治者意欲何为,大众只是根据自己的是非判断来行事。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处于与他国政府的争执之中的政府都力求使自己的观点看来合乎情理,以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过去的历史赋予了德国人一份情感,它和德国当前的利益需要融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德意志帝国的臣民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统治者的一般对外主张。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德国也有着自身内部的争执和利益分歧,它们将人们分为不同的派别,并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某项国际争端的看法。不过,比这些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团结对德意志民族发挥的重大作用。最近的一篇法国报纸上的文章在以批评的口吻评价德国的外交时,不无道理地说道:“在德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着宗派主义,可是它受到了民族主义感情的抑制,这种感情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强烈。国家集体主义精神将六千万德国人集聚在其政府的召唤之下,而法国比其他国家更应该当心不能将这种精种抛于脑后。”这个告诫虽是单单针对着法国,但同样适用于整个世界。
德国人还普遍地认为他们至今取得的成果能否得以保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海洋上的地位。自1870年以来,德国的统一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而工业需要市场、商业和船运业,从而也使保护主义呼之欲出。德国在1879年采取了保护主义方针,这既是为了发展国内工业,也是为了保护德国农业,防止农村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过量流动。德国的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能成倍上升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外流人口数量的减少有关:在1881年是二十二万,如今只有两万了。外来移民的增加也是一个原因,一位德国撰稿人最近甚至说德国已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了。
军事上,与此相关联的是德国海军的变化。今天,受英国的一个类似组织的启发而诞生的德国海军联盟已比前者拥有更多的成员。要知道,英国比其他国家对海洋有着更多的依赖,不仅为了自身的繁荣,更是为了单纯的生存。德国海军联盟的引人注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积蓄能量,周详地进行筹划以使手段和目标相适应方面有着独特的本领。这种本领体现在了德国的各个领域:军事、教育、工业和商业。当然,不管这个联盟在宣传上是如何出色,假如大众的所思所想和它的主张没有什么共鸣,它也不会在一些方面如愿以偿。正因为德国公众对建立强大海军有着赞成性情绪,德国海军联盟才可以尽其所能为这种情绪提供组织形式、注入活力,并使它能积极地产生效果,尽管巨大的海军开支意味着债务和额外税收的增加。所以,这种情绪是德国海军联盟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该联盟的领导人最近也说道:“不是我们的规章而是蕴含于联盟身上的那种精神造就了我们的成功。我们基于的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人的一个憧憬,这个对德国海军的憧憬已体现在了我们的旗帜中。”
德国海军开支在1875年不到一千万美元,如今则是一年一亿美元,而且这种上升势头按计划在未来十年中还将延续。应记住的是,这样大的一笔开销在德国比在美国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不是因为德国政府有什么怪异之处;无论德国的议会在我们看来是如何之小,它还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意愿。另外,再补充一句,海军活动及海运业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国家行为更能够激发起一国的上下一心之感,因为它们在国家疆界之外进行,给人的印象是更多地代表着全体国民而非其中一小部分的利益。与此相联系,有意思的是,德国海军联盟的一百多万成员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地处内陆的萨克森王国。和国家的工业成就相比,一支巨大的商船队或舰队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上面这句话尤其适用于德国。在这个国家,海军还是一个崭新的组织,而统一的实现,即从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化为活生生的现实,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就统一而言,今天的德国和1789年至1812年间的美国很相似。在一个洋溢着民族激情的时代,统一自然为人所拥护,尚处于独立战争之中的北美殖民地上的情形就是如此。如今,德国的统一已被写入了成文的德国宪法,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这部宪法经过一代人时间的考验,业已为德国人所认同,将来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例外。不过。在依然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或集团利益的背景下,在德国还多少存在着“独立主义”情绪—-这个德语词在我们这儿可理解为强调各州的权利,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美国独立之初时,各自为政的几块殖民地之间的猜忌所导致的局面。推动美国宪法的起草与颁布的只是各个殖民地的物质利益考虑,1812年的美英战争及伴此而来的对于一个共同的外部威胁的集中认识才使美国人形成了国家观念,联盟的理想才深入人心。对南北战争之前的动荡年代还有着记忆的美国人不会不知道“联盟”这个简单的词所体现的情感是多么炽热;那时,无论是对奴隶制的憎恶还是利益的刺激都不能象国家团结这个观念那样不容置疑、有着永恒的意义。
能带来明显经济利益而得以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一个关税同盟—-先于德意志政治同盟出现并促进了后者的产生。尽管如此,德意志统一的最终完成不能没有超越物质利益的另一种推动力。这种力量可以在统一的德国对其当前国际地位—-以前的多个世纪的分裂使德意志一直处于虚弱状态,承受着外来干涉和压迫给自己带来的屈辱—-的自豪中看到,并且集中地体现为德国的自我激励精神。这种自我激励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所具有的敏感,它实在是由于初登今日这样的显赫的地位,以至于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会给予这个地位应有的承认。美国人应认识到曾几何时这种特点也显现在他们自己身上,它发端于一种不安的感觉,即其他人不会象我们自己那样子我们以充分的估价,从而也不会给我们以应有的重视。
因此,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中的确包含着颇具进取意味的自我激励成分。若干年之前,德国首相比洛曾说:“我们不会容忍被剥夺与其他强国在权利上的平等,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与他国同样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受到异议。我们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佑助下能永远强大。”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象征的门罗主义在产生之初并不为他国所喜欢,今天的德国对外意图也是如此,该意图明显地反映在了当前德国海军的壮大上。一国完全出于防御目的采取的行动有时在其他国家看来其势也咄咄逼人。防止欧洲国家对美洲大陆的侵吞行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是出于再简单不过的、合理的自我保护需要,可是在他国眼中或许就超出了防御的范围而有政治及军事意义上的“冒犯”之嫌。门罗主义实践的早期历史的确呈现出这种局面;不过,今天各国已经习惯、容忍了美国的主张。在此必须指出,美国巨大的潜在实力使他国不能不对它谨慎有加。
但是,这种实力只有得到适当的调配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财力的大小是一个国家物力的具体表现;勿庸赘言,一个国家也可能象一个人那样滥用其财富,因照顾不周而使其白白浪费或因使用不当而使其不能充分发挥效力。门罗主义和适用于远东的门户开放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原则。对于欧洲,美国由来已久的政策是消极而非积极的不干涉,它是和门罗主义相呼应的。可是,不插手欧洲国家间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对影响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及权力的欧洲均势的变动漠不关心。这个道理眼下适用于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国家间在经济和海军力量上的差距虽然仍相当地存在,但正日益缩小。
尽管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之间可能有着多种多样的外交议题,但是对于表现为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间的力量抗衡的欧洲体系,我们关心的只是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的两项主要对外方针的影响。就这种平衡关系眼下的状况而言,门罗主义不象门户开放原则那样易遭受不利的影响—-未来的情形是否如此尚不能肯定,因为美洲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为一些主权国家所拥有,而它们的权利得到了国际法的认定,不可被随意侵犯。中国自然同样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组织方面的无力使它治理不当,缺乏军事威力。这招致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频繁干涉,它的主权也因此不断地遭到侵害,尽管就人口和资源而言,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这种局面降低了中国所享有之权利的有效价值,它们在实质上已沦若无物,即便在字面上尚非如此。中国的地位究竟会如何既取决于它有多大的力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在中国的利益交锋。这种状况也适用于去年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帝国。这场革命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不过我们所知的两个直接后果就是保加利亚的宣布独立及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吞并。这些情形产生于当地的土耳其统治的不稳定。在土耳其境内,出人意外的事态一直层出不穷,正如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状况所表明的。克里特岛也是一个难题所在;在这里,居民的天然而成的意愿受到了几个保护国的政策的抑制。克里特的状况由几个强国共同保证是由土耳其当初的一意孤行所致,后者如今对于保加利亚的独立和奥地利的吞并也只能予以默认;换言之,它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现状。这些情形给国家间关系带来了一种不安全感,而且它可能突如其来地变得十分强烈。
和门罗主义一样,门户开放原则目前还停留在美国国家政策的地步,未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当然它可以被写入某些国家之间的协定,并在协定的有效期内对有关国家有约束力,不过它能否得到实际的遵循还取决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没有什么既定的东西能要求一个不同意门户开放的国家也服从于这个原则,相反它尽可以置之不顾,除非迫于压力不得不遵从之。和美国的其他政策—-尤其是门罗主义—-相似,门户开放原则也是形势的必然产物;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瓜熟蒂落之时。这两项政策的提出表明,若干长期不受阻碍的过程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对它们说,只应走这么远,不能再远了。门罗主义一直对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作此告诫,直到后者不再对其提出异议为止。门户开放则对更远地区的扩张活动作类似的警示。这种扩张以政治或军事干涉为手段,借助于吞并或以实力为后盾的影响—-这简而言之也是对领土的实质性侵占,不管伪装得如何巧妙,以谋求对东方市场—-广义上包括所有的金融和商业机会的外来控制。
借助吞并或建立势力范围以获取地盘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市场为外来者所把握的状况已沿续了三个世纪。今天的英属印度、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地、朝鲜、满洲和菲律宾都呈现这般情形。昔日处于欧洲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与它们也并无二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眼前目标就是阻遏其他强国沿着有四亿消费人口的中华帝国的边境地带发起的推进。与此相联系,中国必须保持完整。美国或任何支持门户开放主张的国家都关心中国的完整,这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因为它对于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至关重要,这个市场只能为对所有外国一视同仁的中国人自己的政策所规范。即使中国在无助的情况下无力维护自己的统一,至少中国的完整作为一个原则也会随美国关于中国市场上的平等权利的声明顺应而生。门户开放方针的执行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有关国家采取重大行动以支持中国的完整仍然有待观察。不过,只有在某些国家以据有的地盘为依托,借助于优势力量或阴谋诡计,无视其竞争对手,以谋取在华主宰地位,从而破坏了门户开放必需的各国间平衡的情形下,才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有了平衡,局势才能保持平静。门户开放主张—-原则上已为西方国家所接受—-才不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与他国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会成为一种影响—-不管其程度如何不易为人所察—-有关国家关于东西方间接触的一般政策的积极的、条理清晰的认识。
门户开放是新出现的一项国家政策,它旨在人为地维护各国间的自由竞争或商业机会的均等,在有关地区防止今天的多数国家在其所控制的疆土之内为它们自身的工业谋取好处的现象。在当今的太平洋地区,门户开放是最引人注目的政策,且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政策的目标在本质上是商业性的,因为当今时代归根结底是一个商业性的时代。不过,从决定着进步的特征及程度的那些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看,工业和商业能否顺利、和平地发展还是取决于国家间的实力对比。经济状况的好坏左右着战争的胜负,而对战争做好准备又会使经济运行过程免受外来之扰。海军的保护确保了英国的平安无事,从而铸就了英国经济实力的超群地位。类似的和平局面也体现在美国身上,它远离欧洲的你争我夺,何况欧洲国家的行动还受制于其间的均势状况的变动。因此,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如今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之国。所以,要使门户开放发挥有益作用,作用于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彼此间必须达成平衡,以便它能够稳妥地得以贯彻,免受诸多干扰。
接下来再考察一下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它和门户开放的推行息息相关,看来是令人感兴趣的。对美国来说尤是如此,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太平洋国家及门户开放的倡导者,它对于上述问题有着特别的关注。另外,在运用它可以找到的有组织的物质力量以推行美国的主张方面,美国还有着与众不同的机会和优势。就在太平洋的前沿占据的地盘而言,美国和欧洲强国站在一条水平线上;可是后者的地盘尽管有着军事或商业意义,却与本土非常遥远,其间的漫长交通线在多处易受可能的敌人的袭扰。而且,如前所说,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对比正趋于平衡,这使任何一国都越来越难以从本土向远方派遣一支大的分遣舰队。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对美国来说,考虑在太平洋取得霸主地位—-这个多少令人觉得遗憾的词被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于人们单单听到它就会产生抵触情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确保对自己拥有的地盘及通向它们的道路的控制则是美国的合理之举,不对任何他国产生危害。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相对于美国座落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以至于它的东方领地和其本土港口之间的交通处于美国的强大海军的威胁之下,而英国海军正是这样针对着德国。可是,英国的困难在于它必须用海军来控制出入德国的通道,而海军对于作为一个一流国家的英国的自身生存又必不可少。美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出于它与巴拿马运河地区及远东较近,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对于这两个地区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当今的情形即是如此,虽然巴拿马运河尚未开通。假如美国能在其太平洋海岸做好必要的长期性准备,必要时它的舰队就能被很快地部署于此,以弥补美国舰队先前的远在他处所导致的损失。这要求美国将其战列舰集结到一处—-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这是对它们的唯一适当的安排。不管美国舰队的规模如何,只要它被调配得当,再加上距东方较近不仅便于美国采取行动,而且减少了其派出分遣舰队的必要。它就能够具备某些优势。
德国海军的近来发展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有着最积极的影响。八年之前,也就是在英国和日本达成第一次同盟条约前不久及日俄战争前两年,我写了一篇论述各国海军的趋向的文章,探讨了相互对立的英日同盟及法俄同盟所面临的困难和必要的对策。在其中,地中海地区交通的重要性及其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的弱点自然是一个突出的议题。当时,俄国在远东部署了一支精锐舰队,不过其后对它的使用却令人可悲。如果那时发生了一场不仅仅将更多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就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意向或动作而言,当时的德国舰队不会被认为将对力量平衡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那时英国还成功地保持着海军的两强标准,而且看来没有理由怀疑它既能控制多条交通线,也能予其盟友以相当的援助,假如需要它做的不仅仅是在欧洲水域抑制法国海军的话。
上述都是八年前的情形。今天的德国海军日益强大,其实力很快就会仅次于英国海军,而比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他国海军高出一大截。这种局面将使英国海军被锁缚于本土水域。面对这种状况,如英国目前正在做的,它只能在将其海军主力集结于本土周围的情形下在前方采取行动,以保护其后的地带,实际上也就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以及英伦三岛与外部世界间的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作为一种军事举措,这样做完全正确。只要这点依然存在,而英国海军又不会为灾祸或懈怠所削弱,这种处置对于英国的防御及旨在切断德国海上交通的进攻行动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不过,英国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时都必须维持这种作用,如果它在本土水域及其他地方之间分配战列舰,其命运不会出人所料。奥地利在1866年和法国在1870年的遭遇都表明,高人一筹的力量和准备才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很明显,在欧洲的紧张依然存在的情形下,英国和德国都不能将大批的力量投向太平洋地区。根据英国海军部首脑在议会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在1910年3月,英国在中国驻扎的战列舰连一艘都没有,一级巡洋舰只有四艘;在英属东印度则既无战列舰,也无一级巡洋舰。在其他地区,英德两国的海军及在其他方面的力量也绝对是需要考虑的作用因素。比如说,这些因素使另一个国家绝不会采取也许会让这两国暂时联手对付自己的措施。不过,门户开放作为一项政策如能得到遵循,并不会招致商业国家的抵制。如果谁企图谋取不合理的国家特权,尤其是借助于强制力或是对其目前的占有权的不公平运用,就可能促使有关国家采取行动以制止它对门户开放原则的违反。该原则也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缘由所在,而贸易机会上的平等的保持就不会激起对抗。体现在了德国和英国间敌对之中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对抗会左右其他欧洲国家相对弱小的海军的行动;这些海军都是均势局面中的因素,而均势局面正决定着所有的国家能否独立行事。
上述状况将使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太平洋国家—-也是仅有的两个濒临太平洋的海军强国—-来体现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局面。这是对国际和平的一个最好的巩固,因为这个局面显示的不是模糊不定的东西,而是令人一目了然的现实。美日两国的海军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都更易于在太平洋地区保持力量的集中,以至于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军事政策是否会使美国的战列舰舰队毋须驻扎在太平洋而是大西洋?当前,欧洲的海军力量平衡使英国和德国的舰队都被保持在了北海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及门罗主义的推行因而也得到了保护,其程度是太平洋那边的情形无法比拟的。在当前形势下,德国和英国都不敢—-即使它们有心—-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对外政策加以破坏。
位于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甚为不同。它邻近中国、满洲和朝鲜,相互间交通的便捷给它带来了某些天然的商业优势。日本的另一个在自由竞争方面的优势是它的劳动力依旧廉价。可是,市场的近在咫尺以及日本对它们的兴趣不禁会使日本产生一种将其据为已有之感;在和组织涣散的国家打交道时,这种心理很容易转变为谋求政治控制的尝试,而这种控制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强权。于是,经常有报道说,日本正在谋求建立在政治控制之上的商业优势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不管这些报道真实与否,它们至少说明了当时机允许或能够创造机会时,一些国家孜孜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它和我们称为保护主义的东西并无什么二致,只不过后者是在被国际法或国家间的政策普遍认定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得以实施。中国的谈判者们的软弱无能和腐败堕落招致了谋求政治控制的势力,从而危及了门户开放,并导致了这样的一直存在的担心,即以强权为后盾的不正当的影响正改变着各国在华所受待遇的平等,或者说正为未来这方面的不平等奠定基础。毫无疑问,俄国和日本的基本趋向—-不管这两国对此有什么溢美之词—-正促成了这种担心。
经过在一代人有余的时间内的发展,如今美国拥有的夏威夷群岛上的劳动人口主要是日本人,他们无疑值得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移民羡慕。这一地带的人口相对较少,和美国东部的交通联系由于快速列车也比较便捷,不过对于承担战争需要的人员和物资的繁重运输还显吃力。也就是说,在交通不尽完善的情形下,美国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予西海岸以支援。这和美国所具备的可经海上迅即抵达巴拿马运河的优点截然相反。在当地没有美国舰队存在的情况下,对美国西海岸可轻而易举地进行侵袭;虽然美国舰队的随后到达或许会弥补某些损失,但就当前的世界形势而言,在美国的三大海岸线—-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之中,太平洋地带最具暴露性。
上述结论使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实践告一段落。就德国和日本的海军而言,它们都是在距今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新崛起的力量;对于它们的国际影响,笔者依其所见已作了论述。只是对于日本海军的意义谈得较简略,而对于德国海军则着墨甚多,这是因为欧洲的体系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制衡系统,是多个世纪的发展演变的结果。要大致地了解这个体系并不十分困难;不过,它又包含着多种多样的细节,要想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并对可能的变化作出准确估计,不具备大量的细微知识和对历史的相当了解就不可能做到。
掌握这些知识、进行这种分析需要一生的精力,只有一个专家才可能这么做。这样的专家在欧洲也许只有极少的几位,而美国人可能觉得这类人并非迫切之需。不过,尽管国家必须由专家来掌舵,就象军队要由将军来统帅,国家的政策也应象一支军队的行动计划那样被调制得简明有理以使那些处于下属地位的执行者能领会、赞成领导者的意图,并欣然给予支持—-这种支持只有通情达理才可以依靠。对于当今涉及整个世界的重大问题,美国人民应当有所了解,因为它们空前地和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的我们息息相关。做到了这点,国家的政策才不会仅仅是政府的政策,也会成为全体人民的政策。才会具有上下一心赋予它的力量。没有这股力量,国家的任何作为都不可能达到效果,至少就对外政策而言是如此。
在1910年中,最显著地改变了各国间相互关系状况的事件是7月4日俄日协定的达成。该协定的意义在今天尚不能被清晰、彻底地认知,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不仅旨在调节俄日两强在远东的微妙交结点上的相互关系,也体现了两国针对侵害双方利益的他国政策所给予的相互支持。可能和这两个国家相对立的不仅有欧洲或美洲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其领土正是俄日协定的主题所在。
外交行动要求迅速,俄日协定的出台正是紧随着美国建议的提出;该建议主张保证中国领土上由日俄控制的铁路以及其他拟在满洲修建的铁路的中立化。所以,尽管日俄两国向公众明言它们间的协定的实质内容在美国的建议被送达之前就已确定,但该协定的构拟在人看来还是表明了它们携手抗拒和上述美国建议有着同样目的的任何可能干涉的真实意图。其实,除了以外交方式,这种干涉根本不可能发生,除非看来可能出现对门户开放状态的自由运转的阻碍。这样的阻碍将对所有的海洋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和十年前一样,对形势的最终的有效控制权实际上还握在这些国家的海军手中,可是欧洲形势的过于微妙使它们无力进行干涉以维护门户开放制度,而德国至少也不会重蹈英国的覆辙,采取任何会使俄国从远东的纠葛中解脱出来的行动,因为这在当前只会加大俄国在欧洲对德国施压的能力。
俄日协定的影响对一些国家来说是不加思索就能明白一二的。归根结底,该协定会阻滞德国海军的发展,因为这一直受惠于和日本进行灾难性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导致的俄国的衰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和英日同盟条约密不可分,它有效地防止了法国和其盟友俄国联手反日,而法国在1895年就曾予俄国以支持。因此,英国以一种近乎直接的方式帮助德国卸去了俄国对其的压力,而这使德国可以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海军的扩展之中。不过这种好处一定程度上会因最近的俄日协定而打些折扣。
日俄战争之前,在英国国内对于英日结盟的政策就有反对意见。其论点是,俄国出于推进到一个不冻海域的目的在远东陷得越深,它就越无力对英国在利凡特和中东—-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的利益施加压力。自然,一个国家的扩张总要受到某种制约,通常是在财力方面。当时,俄国在远东不仅和日本相对抗,也和每一个关注着对华贸易自由—-这是门户开放这个词的原意—-的国家有着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俄国试图在中国谋求独占地位或不正当的控制,它就不可能不和所有的在要求俄国遵守规则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且会因此而合作的海军强国针锋相对。与此同时,俄国对远东的投入必然会使它在其他地区,在巴尔干、波斯或德国边境的行动受到掣肘。人们相信,在德国奉行了俾斯麦的寻求与奥匈而不是沙皇结为同盟的政策之后,德国的考虑就是怂恿俄国在远东开疆拓土。德国参加的1895年的干涉行动使日本失去了旅顺港并明显地使俄国趋向于把远东作为主要的扩张方向,直至它后来在日本人面前遭到挫折为止。近来的情形表明,因日俄战争的失败而大丢脸面、一蹶不振的俄国更无力在欧洲发挥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商业及海军国家会发现它们在满洲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在此有着依托于领土控制的各自利益的国家。
日本和俄国之间最近达成了涉及它们在满洲的地位的协定。这与英国和俄国间涉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波斯的协调行动的协定一样,都是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也是在欧洲国家间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成的分化组合进程的一部分。这个进程由德国的无比强大所导致,后者的最具威胁性的体现就是德国海军实力的膨胀。上述两个各不相同的协定的达成就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即减轻缔约国之间的相互压力,以使它们更有能力去制衡两个中欧君主制军事强国。
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的运行必然会遇到任何人为的联合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大多数不是基于当前的主要利益的同盟所具有的缺点就是,目标的冲突不时地磨损着凝聚力。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同盟一直被认为也是如此。如果书面协定能使有关方面之间的利益冲突全面、持久地得以解决,那再好不过。可是,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更多地是着眼于欧洲而不是其他地区。有关国家缔结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它们间的一些当前的地区性问题—-这些问题只是被暂时搁置而并没有消亡,而是为了改变欧洲的态势。日本和俄国间目前的利益对立程度并不逊于当初,这种对立依然萦绕于各国的意识之中。这两个国家就象一对不时争吵的夫妻,某个时候它们会联合起来对付外人,但它们自身间的分歧不会消失,而且只有依靠实力才能得以解决,虽然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及时地显示力量或许能防止双方大打出手。今天,面对着国家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俄罗斯议会还是批准了将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的诸多缺欠极大地影响了日俄战争中俄国力量的运用,尽管它在战时处于了特别的行政监督之下—-变为双轨线并将其全面改进的计划。这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是仅仅出于商业原因。而日本吞并朝鲜—-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才正式地成为现实—-也不会是完全出于减轻俄国的敏感的考虑。同样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俄国眼下愿意和日本合作以防范使其他强国掺和进来从而使局面复杂化,而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出于这种考虑。
1·三强俄、英、美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
无论在个人还是在集体生活中,为了行动的有效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这两种观点尽管在逻辑上似有矛盾,可是就其实践与影响而言却是相得益彰,就如宇宙中的向心力与离心力一样。只有在两者同时存在之时,才能求得判断和决策中的良好平衡。生活的哲学在似是而非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表达,上述情形实际上只是对此的一个描述而已。坦然地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力地去调和它们,我们才能尽可能地使我们的航线沿着成功之途前行。一个公认的政治信条是:强大的反对派的存在对于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上述论点的一个实际证明。所以,只有在详细地掌握了细节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用于立论的坚实基础;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把细节暂搁一边,并将思想集中于某个问题的主要特点,我们又难以清楚地领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对于整体的重要性,并随之采取谨慎的行动。对这些关系及重要性的正确理解则取决于是否有一个精确的感觉。
避开所有其他的运动形式以及集团乃至国家的体验不谈,世界的变化展示了多种必然性与不确定性,思想必须要和它们相交锋,而且要在面临其压力的情形下确立对策且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世界的发展趋向于把行动放在最大的尺度上进行衡量,而世界上更多的是细微的、让人惊奇的、复杂的和出人意外的东西。每个国家或种族只处理其自身的内外问题,不过各自的命运却具体地影响了总体上的结果。这些影响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导致了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的持续变化。这些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性质则是不断波动的。由友化敌,由强变弱,偶然事件常常在某个时刻令人吃惊地改换局势。尽管国家及其领导者任何时候都易遭受到希望破灭、联合失败、根基动摇之类的痛苦,但他们理应充分考虑现时的趋向,从现实展望将来,估价当前各个因素的相对作用并由此预测可能的情形,虽然这一切看来在时间上已超出了他们自身这一代的范围之外。因为他们在其时代是后来人的保护者,他们不能躲避其责任。简而言之,他们必须持有长远意识,并且在时机允许之时依照它们合理行事。不过,由于人为的分析和事物的变化是如此地具有不确定性,预测和估计上的困难又是如此明显,他们又必须在顾及眼前需要的情况下处理每一时刻的局面,要具有近期考虑,要重点注意自己的脚下以及下一步,只有在他们务实的头脑确认基本方向是和国家利益的长远目标相一致时,才可以前进。
尽管追溯美国扩张主义冲动的起源与演化远不是本文的正题,但这方面的研究依然令人感兴趣。这种扩张在最近时期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过,要充分地进行研究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描述扩张的几个阶段的关键脉胳的要点。但是,这样做也并非十全十美,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上述扩张只不过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席卷整个欧洲文明世界的情绪的一个片断。我们可以在俄国向亚洲的推进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正在南部非洲的实践中初露端倪的英帝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个大国在这场运动中都有其表现,其影响绝不应被忽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从何处产生,并有怎样的前景,但我们耳闻目睹着它的存在,而且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与外部国家及种族的关系。不管上述运动的前途如何,至少它肯定有其前途,但要了解它是件颇费心力的事。不过,与此同时,人们不会忽视现实。他们会以他们的力量,用他们的双手去做此时此刻需要去做的事。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上述可能前景的一个具体阶段进行研究。但是,在展开这种研究之前,简要地说明一下最近的形势变化如何特别地反映了长期和短期观点或许是有趣且适当的。古巴、西印度群岛以及巴拿马地峡对于美国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利益的根本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为人所知。要用大众的言行来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一大篇文章的篇幅;不过姑且置偶然性的细节于不顾,单从外交谈判及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弗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就可清楚地了解一二。对美洲的关注在美国的世纪之初就已存在,当美国把扩张看成是自己的天职时,上述关注也就成为了信念般的东西。尽管它在美国内战之前多少代就已存在,尽管它由于内战的爆发而被临时忘却,但它在内战结束之际又愤怒地复活了,美国对法国从墨西哥撤军的坚持就是其第一个成果。在某一时刻,长期性观点要服从于短期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机过去,国家又需要高瞻远瞩了。
与此同时,事物已发生了变化或已处于变化之中。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而老的因素的影响及重要性也让人看得更为清晰,因为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褪去了模糊的臆测成分,而更多地参与到了具体的行动中来。这样美国宣扬扩张的思想变得更加犀利与坦率,有了更大的传播范围以及更多的表述上的自信。于是,美国的长期眼光逐渐地超出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注视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以及正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过这种注意依然有其不足,除非美国及其扩张主义的支持者终于认识到了海权对于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影响。当然,海权只是为扩张服务,只是它的源泉和保护者,它自己并不是扩张本身。美国的扩张鼓吹者也未预见到向太平洋之外推进的可能。他们的眼界并未超越夏威夷,由于其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是从防御的观点来看待它,而非视其为旨在在世界发挥更深远影响的跳板。就笔者本人的观察,到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依然为从我国早期历史个继承下来的纯粹防御思想所控制。此时,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看作外围据点,并日益明显地认识到对美国的危险影响可能在那儿形成。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即使不采取斩钉截铁的行动,也至少要采取一项清晰的政策。
和西班牙的战争正是在这个心理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也特别地表明,一旦落在了完全适合于己的精神土壤之上,思想的种子会如何迅即地应运而发。在今天,美国建国者其后的几代人未加耕耘的领域正为思考与讨论、声音与文字、政治纲领与报刊评论所开垦。历史习性使美国人对建立超越自己大陆的疆界的国家权力的观点,以及为其证明的理由并不陌生。尽管如建立在亚洲的霸权之类的新奇设想令美国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但长远计划一直是准备地成为现实。这和短期考虑、由于形势所迫而当即行动的作法并无特别的冲突之处,正如对菲律宾的吞并所显示的,这个吞并是美国扩张努力中最远的跳跃。
就眼前而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行为符合新的形势,并在新的形势之下安排我们的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就要去做的事来说千真万确,而对于关注于未来的思想来说则未必同样如此。在分析了现实之后,下一步的努力不应仅仅关注于现存的条件,更应着眼于蕴含于其中的趋势—-它是胚芽中的历史,其中的事项和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密切相关。最近年代的事件已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并使对于它们的研究有必要为针对遥远未来的长远考虑提供思考方向。尽管这种考虑经推敲仍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时刻都可能产生不一致之处,但只要国家的航程需要富有远见的、持续的指导,它又是至关重要的。进行这个研究需要具备灵活又坚韧的信念,因为除了门罗主义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美国人的长期习惯是对对外政策方面的话题不甚关心。这既是我们独特的孤立环境的产物,也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结果。这种意愿是从以前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在当时比在今天有着更充足的理由;另外,这种意愿也和华盛顿的著名的但被人误解了的反对美国卷入同盟的警告密切相关。面对变化着的世界环境,我们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的影响,不能不体察到自觉行动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并理解广泛的对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我们常识的增加以及思维兴趣的满足,和我们本身也有着极大的直接关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子孙。
有了长远观点,面对国际政治中意想不到的局面,才能迅即作出决定,因为意识已被汇入了历史的一般进程中。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事先的考虑,就可以有备而行。充分的准备指对现实的和未来的状况有着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围绕古巴与西班牙发生的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责任和机会。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感到突然和出乎意料,而且更好地说明了眼前考虑如何引导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很明显,对现时的各种可能与趋势多加思考并做好心理准备对于在上述情况下迅速决策绝非无足轻重。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将美国从远离欧洲国家间斗争的传统态度中解脱出来,并且给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因素。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个,它们共同促使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东亚,并认识到环境的巨大变化要求改变思想以及国家的政策喜好。没有什么比下述广为人知的事实更能让人感到处理眼前问题的重要:日本在近四个月前还向我国政府表明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满意于我们对菲律宾的占有。
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东方的局势变化也来源于先前的某些铺垫性的事件,不过它们在其发生之时并不引入注目,因而也就未被给予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形势变化的标志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年代之内,这样也就颇具突然性,从而自然地令人不能对它们有精确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客观存在着,这包括那些对老牌国家来说深具国际影响的事情,而以前我们是尽力要使自己与那些国家离得远些的。随着事情的推移,我们拥有了菲律宾,这是一项我们不能很好避免的行动,何况它还带来了新的机会。然而,机会从来都是不能和责任相脱离的,因为不管利用还是不利用机会,我们都必须作出决定,而思维上的错误或明智使它不能摆脱道义上的评判。
此时还可考察一下对菲律宾的占有,对其他机会的运用所招致的如下指责:我们放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论调是从偏见中寻求力量的。“门罗主义”这个名词即使有某些贬义的意思,在它现有的内容之外,并不具有更多的含义;这样,如果它的含义是固定的话,我们只能在拒绝考虑新的形势的前提下才能充分遵奉它。门罗主义要求我们执行的政策经全面总结就是:执意抵制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的扩张。作为对上述要求的一个平衡,我们采取了不用言词,更不用行动来干涉纯属欧洲性质的问题的行为准则。不过,这根本不是建立在国际法之上,而完全基于我们所认识到的自身利益。
上述两个互为弥补的姿态不具备任何如契约或先例那样的法律地位与约束力量。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而不会引起什么行为非法的指责。如果我们把奉行它们看成纯粹的政策问题,并因对它们的广泛接受而视其明智之举,又有什么论证过程能让人确信这两个准则能永远禁止我们确认我们在亚洲的权利?我想,门罗主义就其一开始而言只不过是认同了如下并不令人陌生的政治信条:地理上的邻近是国家间麻烦的一个源泉。由于受惠于位置上的偏于一隅,我们希望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现;这个想法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决心和欧洲内部事务脱离干系。总之,我们利用了有利的环境给予我们的机会,持守着一份清静。但是,在地理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内,国家的利益会相互交遇、掺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也未妨碍我们按我们的职责或利益所要求的去做。我知道,我们从未希望通过占据欧洲人的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打乱局势既无好处,也无道理,而局势的稳定正取决了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的平安延续;但我们对于在西半球扩张领土并无什么关于合理与否或好坏与否的顾虑,我们对西半球的调整也并未最终实现。如今,在亚洲,我们正遭遇着和我们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采取情势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就如我们在和欧洲列强的任何国际分歧中所做的那样。如果形势的恶化导致了权力的真空,从保全现有体制或抵御在更强有力国家的推动下的世界变化所必定带来的对体制的侵蚀出发。美国将对某些领土实施占领和控制。不过,美国根本不想承担别的任务,这是和它的传统与现行政策相悖逆的。但上述情形也应被想到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不管如何可悲,生命一旦消亡,尸体除了用于解剖或当作食物外别无他用;秃鹰要聚集在死尸身上是条自然法则。怨天尤人毫无意义。世界的向前运动应被看成是实际存在,人们只能尽力引导它以为我所用,而不能一味地反对,更不应为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的事物而徒劳地悲泣。
在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但是,在经历了几代人之后,它更多地成为了一个传统、一种保守的东西,虽然好坏各有。传统倾向于赋予既定的政策永恒的特质,而事物是否永恒完全由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所决定。一个思想所基于的原则可能是符合必然的,从而也就是永恒的,是真理;但是对它的运用是千差万别的,信条、规范、主义都不是活生生的原则本身,而只是它们的表现。它们不能摆脱尘世变化的影响,在某种形势下的暂时应用也必然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将这些被尊崇的信条神化,也不应认为对它们的修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行。
不管如何信守一种主张,仍有可能调整对其实际影响的看法。以美国对欧洲复杂事务的疏离为例,就是在今天,无论如何不可能找到让我们干涉在欧洲发生的一场争端的理由;不过更可能的是,对于欧洲力量平衡上的巨大变化,我们不能再投以漠不关心的眼光。或者象过去那样仅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世界的变化业已将我们带入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欧洲国家的没落可能会迅即、直接地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或避免灾难本身,或减缓其后果。从这些可以自然地体味到,鉴于不同国家的力量和地位,关注它们固有的权力与我们自身间的关系、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这受国民性格及政府对于国民的精神控制的密切影响,是完全必要的。所以,美国只是与其他国家具有共同的命运而已,因为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比以前更为紧密,而且,尤其在亚洲,外部环境将所有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点上。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可说,针对未来的可能性依然纷繁复杂。
来自各个部分的,不仅代表着各民族,而且代表着象种族这样较大集团利益的各股影响力汇集在一起,就产生了关于亚洲未来的一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可以首先依照诸如位置、幅员、自然特点等因素来广泛地探讨一下地理上的一些要点。随后再涉及政治状况,以及来源于上述两者的可能情景。为实现这些设想,也需要注意将亚洲大陆包围于其中的环境,这包括其他亚洲或欧洲国家的地缘状况、相对力量—-包括政治、经济、陆军及海军力量和亚洲大陆进行联系的便捷程度—-来往交通、联络线路的长度、质量与设施,以及各国在亚洲占据的要点—-政治或军事影响从这儿产生。亚洲的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它出现之时,世界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由于交通的迅捷,借助于电讯联络,各国的变动及其中的走势正空前地引起广泛注意。但敏感并不等同于理解,就如症状和诊断并非一回事。研究是必要之举,而且一开始就可以察觉到包含地理因素的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多有共同之处。在这两者之中可以找到一个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有关各国的地缘状况,它是各国力量与行动的基础,甚至当它们处于和平状态时也是如此。向利益中心投射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不能自由转移的力量就不是有效的力量。实际上,正是运输质量与设施使海上强国有着不尽一致的表现与效率。
如果从长与宽两个方面观察亚洲大陆,首先可以注意到它几乎完全处在赤道北部,而且主体处于北回归线与北极圈之间,也就是所谓的温带地区。不过要是由此推断亚洲的气候,就会弄出错误,因为自然状况会引起一些变化。北部和南部的大平原—-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分别是特别的寒冷与特别的炎热。主要由于大陆幅员的辽阔,海洋不能发挥对气候的广泛调节作用。区域广大对温度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季风上,这是随季节而改变的周期性的风,就象陆地和海上的微风随昼夜的改变而变一样。不过季风在其持续期间是如恒定的信风那样稳定的,季风现象主要存在于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的时而变热与时而变冷造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是东北风,夏天是西南风。
就大致轮廓而言,亚洲大陆沿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五千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的延伸所致。大致说来,在这两条平等线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以及政治分立—-其动荡未定的特点使今天的亚洲问题令人为难且十分紧迫。在上述带状地区内有着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众多高山是这两个国家的特点,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以及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和这条位于大河下游的、最重要的上千英里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阿勒坡、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这里,没有哪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稳定是依赖于其自身力量,或是其雄心勃勃的邻邦的不干涉。喜马拉雅山链只是向南稍许偏出前述区域之外。尽管日本是在大陆之外,人们也可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它的领土的大部分及权力中心也在上述地带之内,而且由北向南跨越它。
大致说来,这是个争执不断的地区。其南面和北面一般而言政治状况相对固定,尽管并非绝对不变。而南北两边的边界则遭受着外部的冲击,动荡与妒嫉、入侵与防御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目前说来还多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论其形式,在本质上都是相互冲突的动机的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东西延伸,而亚洲的运动是南北向的。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个运动的特性及其前景。鉴于利害关系的巨大以及形势的相对平静,可以相信它要持续进行下去,直至某种调整实现为止。这种调整或是符合每个人的心愿,或是完全由处于最高位置的竞争参与者所决定。就实际而非理论而言,平衡既可在力量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可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是另一个看似矛盾实际正常的道理。
简要地查看一下地图,可以断定沿着上述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地区的政治局势是动荡不安的。这条线沿南北向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所有常读新闻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单单听见突厥斯坦、基发、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就能意识到上述事实,满洲和旅顺港这些名称同样有这般功用。在亚洲的西半部及远东都可看到上述摆动,探求历史会更充分地明白这点。事实上,不可能依照着精确预测把亚洲沿南北向分割开来。把东西方分开考察,将一个地区的环境与事件与另一地区的割裂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应该探究它们相互间以及各自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暂且把对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的认识看成分析过程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再考察这条线上力量的特点与分布是颇为有益的。这些力量沿南北两个方向的投射是业已开始并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中的首要因素。朝地图瞥一眼,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庞大的、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的顶部毫不间断地向东延伸并横亘日本的上端。在这样大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能阻止俄国集中它可调用的力量。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因此俄国拥有处于中心位置这个权力因素,另外俄国领土还象楔子一样伸进了中亚,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脉及俄国控制下的内陆里海的保护,另一翼则因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至中国西部边境的山峦而得以加强,至今俄国还没有碰到什么来自中亚东翼的可怕的危险。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的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反对俄国扩张的人对俄国并无恶意,也不嫉妒它的昌盛,他们只是认为,在任何政体之内,不适当的主宰现象都是不健康的,无论是就国内议会还是就国家间议会而言。如果世界联邦成为现实,政治的健康运行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型。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就程度还是就本质而言。历史的演进将越来越多的抱负与企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南亚半岛也向北深深地楔入了中亚多争执的地区,但实际统治该半岛的种族的权力中心远在千里之外,而且与俄国的领土集中一片形成对比的是,他们的本族人口及军事力量的分布更加分散。正因为如此,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的。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这种争锋在当今非常明显地以亚洲的领土为对象。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它不存在,或许对许多现在引人关注的东西可视而不见;但是,正因为存在着这个背景,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顿时多了不少外部的机会和危险,对它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有必要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它们是我们国家外部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和个人一样,国家的首要法则是保全自我,不能狭隘地将这理解为一成不变的生命循环。变化发展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特点,但对国家而言又确实不能就此认为规模的扩大是必然之事。对人也是这样,在身材达到一定限度之后,个人的身体尤其是精神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国家来说,保存自己意味着享有通过适当方式获取国家进步所需的东西,并由此抵御外部力量的非法行为的权利。我们常常根据清晰确凿的权利规定来研析国家间的某一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权利规定必须得到遵守;可是,当一件事情涉及到优劣强弱,而又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可依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从保全自我的角度看,这是合适且有益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坦诚地考虑它自己以及其对手的需要,并通过互谅互让或公正的仲裁来寻求适当的平衡,这对有关国家乃至更广泛的人类群体都大有裨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权衡中,政府和国家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所在,而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它们担负的不是它们自身的什么,而是子孙后代对于它们的信托。所以,放弃要求和求助于仲裁都受这种委托关系的制约,因而也就不能单从自我牺牲的考虑出发而采取这类行动。个人处理的是纯属自身的事务,所以他的自我牺牲也就是可大加倡扬的了。
所以,把眼光仅仅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是不够的,虽然当今在亚洲它们最具竞争性意向。必须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或受它们间的针锋相对态势的影响,或为亚洲本身的形势,主要是存在诸多争端的分割地带的形势所左右。因此,我们又不能仅在英俄这两个主要争斗者的范围内探究上述问题。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来说,发展权就意味着对亚洲的诸多问题的处理,意味着对亚洲广大地区的开发和利用,而这些很久以来是被排除在一般议程之外的。
发展取决于两个相关的因素:一是内部组织的活力,它是消除差异的力量;二是和国外资源间的交换自由。在文明国家中,前者是国家本身的份内之事。对国内制度而言,普遍的认识是,外来干预只有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或衰亡阶段才是可被接受的。组织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交换自由则不同。由于依赖于外部环境,交换必然意味着需要外部允许,它既来自于与之进行交换的对象,也来自于交换过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势力。
这里不想讨论英国和俄国的内部管理方式,但如果这些方式在英、俄想得到但尚未得到的土地上的扩展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某些影响,则另当别论。要认真考察这种影响,在决定政策时必须对其十分重视。作为当今欧洲国家间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的领土扩张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对于那种包含有实行排他性控制之威胁的任何行为,有着更多的嫉恨。这种控制或通过直接占领,或借助于操纵性影响,尤其是当它不是依托开放市场上的公平商业竞争,而是凭借着排他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时。
所以,在把现代方式应用于处于英、俄势力范围之间的那些亚洲国家和民族以促进其发展时,不管其中可以有多少商业性的途径,所有寻求通过商业和交换来促进自身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希望在上述领域有平等的机会,不受基于公开或秘密的强权运用等非公平竞争的外来消极影响的阻扰。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害怕、让人厌恶并助长争吵。不过,分析结果仍表明,迄今为止。军事力量的使用是问题症结所在。发展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目前的趋势是,通过获取新的地理要点,通过巩固在新旧土地上的权力,英、俄在实行领土控制方面正越来越具有优势。
上述情形适用于大致位于北纬30度和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而不单单对于中国。由于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及表面上的无依无靠,中国很自然受到更大关注。就当前而言,论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还无太大关连,这种发展结果或许并不能将“四亿人民”这几个字所寓示的对贸易的乐观期望化为现实。由于远在未来故而不好作准确的预测,发展结果对涉及的问题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如一个变量对一个数学问题的影响。不过,就考察过程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时显示出的状态又是根本不同的。变量—-发展结果—-无论大小.都会导致众多的可能,故而在讨论如何消除任何排他性的不当主宰局面这个政治问题时,必须将发展的结果考虑进去。
与此相联,如果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成一个源泉,认为借此全世界的国家通过互相交换或受益能够给它们自己带来生机,我们用不着试图详尽地估算这个源泉到底多么巨大。这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仅仅是亚洲发展国内交通所需的劳力和资本的使用,就足够产生值得重视的国家间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更大到何种程度,对关于现阶段的必要预测并不重要。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都包括在考虑之内,上述影响将是级数意义而非分数意义上的。其级数大小取决于未知的变量之值,即有关国家的潜在财富,如它们将真正成为国际团体中的发达成员的话。
亚洲地区可以最终向世界的普遍繁荣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这正是各国备加关注的重大利益所在。从各国或对其谋求控制、或争取分享的企图来看,这些企图又是和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一致的。如果暂且接受了刚才讲的关于数值的可变性的观点,接下来我们需要谈及内外交通问题,这在战争政策上极其重要。完全是在国内范围内的交通是商业发展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构成了重要国际航线的交通了。
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海路和陆路。这种区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稳固地盘踞在亚洲土地上的两大欧洲强国的本质不同。这些事情将愈发清楚地表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新一轮多重较量又出现在我们面前。需要观察并持续地追溯英俄间的长期竞争,这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看清当前的复杂,并在两个对手之间求得能最肯定、最容易地得以维持的那种协调。借助于这种协调,英国和俄国的各自权力—-不管各自的组成是怎样的—-在大小与性质上都应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它们间的摩擦应被尽力减少。假如上述两种局面能够实现,从其中就很难再萌生出破坏和平的企图了。
不论其出发点和方向如何,海上航线随船只的航行而延伸。这样人为力量并不决定着它们的存在,而只是影响着对它们的运用。而且海上交通的载运量是陆上交通根本无法相比的。陆上运输既受制于地形对交通的巨大阻碍,也受制于面对这些阻碍而加宽道路、增修铁路所需的开支,它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不可比拟。铁路根本不能与河运竞争,它在速度上的优势不能弥补运量上的劣势。由于简便易行且载运量大,在相同距离内,水上运输更为便宜,并因此更为普遍的运用。这些特点不是偶然、暂时的,而是本质上的、长久的。只有在没有水上交通的地方,或是水运距离比陆运太过遥远以至于前者的固有优点尽被抵销之时,陆运在价格与运用的普遍性上才有竞争力。很有必要强调这些事实,因为铁路运输快得多的速度给普通人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他们容易忘记铁路运力的有限。交通—-或者说物资交换—-的好坏不只是取决于速度,也取决于在较长的时期内能够被稳妥运送的货物数量。
水运的上述固有优势可能会使它在促进所讨论地区的发展方面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不过,如前所说,海上交通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该能力一是体现在单纯的海上海军力量上,二是体现在海陆交界地带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的相得益彰或是缺乏协调上。在海陆交汇地带,由于陆军力量传统上是政治权力基础的缘故,必然会有海陆力量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故需要达成其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周边地带。依托于海权的领土控制的性质、范围及坚固性是政治影响的本质所在,这和根据地在陆上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来自这些根据地的影响辐射远至内陆地区,并在那里发挥着在范围和程度上和始发点同样的作用。
所以,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象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在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断的威胁,苏伊士大运河是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所在;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这无疑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这种情形。
考虑到陆地和海洋作为交通渠道的各自特点以及它们交汇之时的相互作用,无疑的是,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交通越方便,运输量就会越大,财富相应地也就会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体地体现出来。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须对保持并促进有利的环境备加关心。也就是说,从商业交换中获得最大好处的国家最希望商业能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兴衰又受和平与战争的左右,于是,借助海洋进行贸易的国家把和平作为首要的利益所在。实际上说商业国家的利益在于和平已是老生常谈了。这些国家确实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时诉诸战争的准备,以此来推行它们的和平政策,不过就此而言这样的军事准备本质上应是防御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也是出于以下原因:由于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面并对其更具控制权,它们对争端地区的陆上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又强于其边界和这些地区紧邻的国家。由于海军对内陆采取强制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军要借助于政治智慧;而海军作为用于防御的军事工具,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权利也不构成威胁。
如前提及的,俄国的统治范围绵延甚广且团为一体。再加上俄国离开放海域远之又远,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陆路来完成与亚洲多争执地区的大量交通、联络任务。由于陆上自然条件如此恶劣,很难想象它们能由哪种政治扩张的进行而得以改善。这意味着,即使俄国现在抵达了海边或是能够很快做到这点,由于这些抵达点与俄国中心地带过于遥远,它们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还要主要经由陆路。所以就俄国的幅员来说,海上贸易的好处只会波及离海岸较近的地区,而这些受益地区由于相对较小也就不会达到通常海上贸易所导致的发展水平。而且,因为濒临的是内海,上述地区又可能遭到敌国封锁之害。单单看一下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这些情况表明,如果陆地与海洋交通的比较优势及其影响的确如上所说,俄国在财富积累方面就处在了不利地位。换句话说,俄国缺乏促进其人民—-他们既是获取财富的工具,也是支持获取财富的—-的福利的手段。假如这是事实,俄国顺理成章地就会心怀不满,而这又马上会表现为侵略—-厌恶任何国家扩张行为的人最喜欢用这个词。俄国必然会不断推进,而这又充分显露它的最终目标。如彼得大帝广为人知的志向所表明的,俄国时常拥有有组织的推进计划,可以谨慎地考虑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对自身明显需要的认识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动不安。这些或许是亚洲局势中最大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可以这样来表述它,只有部分俄国领土从海上贸易中受惠,而这些领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国的全部国土相比也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小部分。所以,俄国希望不仅获得更多的、更开放的海岸,也希望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控制以染指其他远方的海滨地区,来自这些地区的好处将促进整个帝国的普遍繁荣。在此还需附带言及俄国对内统治制度和一般政策的特点: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基本剥夺其他国家在俄国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如果已经认识到了利益冲突的情形,但又只在其中看到敌对的根据,那就犯了个可悲的错误。一些国家在接触海洋的程度以及自然条件方面更为幸运,这就大大便利了它们的贸易血液的循环。这些国家对于俄国即使没有同情,也至少应多份坦诚,因为后者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与条件恶劣以及气候的十分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与艰辛。
但是,尽管应该持有上述态度,俄国人民依旧有其自身的责任。不过,与此相同,在亚洲地区,任何可能发生的变革都最紧密地系于大众和政府的道义责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仅根据现有的自然的、人为的或法律上的权利,或者是文明发达社会中业已确定的那些原则。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个许多机制瓦解,或者是对它们组成部分重新调整的局面。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其影响都会是稳定、持久的,自然因素的存在与作用已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这两种情况也可能会达成一种平衡,从而使每一方都能通过自然选择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其间的斗争如“自然选择”这个词所表示的包含着冲突与痛苦。如果能理性地评估发挥影响的力量,并通过在今天看来显然更适当的协商和妥协这些人为方式来求得自然的协调,这些也许能被避免,至少是部分地被避免。
2·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均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的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及波斯
谈及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与40度之间—-的未来的影响,自然环境使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占领土上享有一份权利,那也纯属偶然、而且该权利的大小、地位和运用也只是差强人意。不过也有明显的例外,这会在以后提到。凭借着实行全面主宰,俄国得以在海权作用范围的极限之外随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过,即使在某些地区不能对俄国采取直接的抵制,也常常可以通过在其他地区运用力量来施以足够的制约。这种力量或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决于其本身的强度以及存在的场所。施加上述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为各国利益都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国际场合这非常明显,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永远受制于对在其他地区的虚弱地位的牵挂。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专门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推行一项愚不可及的独占政策,而这导致了上述压力,它极易因此分散力量,受到削弱。这既和它幅员的辽阔、内部交通的欠发达以及利益受独占行为之损的国家众多而且强大有关,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不少可供采取“转换”行动的有利地点。就此而言,事情非常简单易行,因为这些地点,或是其他许多很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处在直指俄国侧翼的位置上。如不考虑另外情况,某种程度的压力或攻击施加于侧翼比对于中间地带更为有效,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两个侧翼间的距离比中心与它们间的距离要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心和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开展。所以,尽管和俄国得以将力量充分集中情况相比,那些与其对立的国家即使进行结盟或合作也难免显得虚弱,但这些国家也拥有上述的种种机会,从而能得到一些弥补。不过,从潜在的可能来看,陆权和海权也趋近于达成某种均衡。如前所说,这是促进亚洲问题的和平与永久的解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维持而显得更为突出。完全有把握认为,忧虑不安是摩擦的心理内涵,而这目前正弥漫于各国政府之中。为了有效防止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必须对形势以及应采取的态度作全面考虑。如做不到这些,国家的行为就会漫无目标。假若没有认识到自身和他方的优劣所在,以及导致这些优劣的因素,国家和政府就会在形势需要时不能当机立断,在时机未熟时反而可能急于求成。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招致危险;反之,如果每个国家都透彻地、真实地了解了事实及蕴于其间的可能变化,按形势的需要做好准备,国家就会更普遍地具备承受心理,彼此间也更多地相互考虑,这样一来行动就会更为正确,从而和平将因对战争局势的防止而得以保持。勿庸置疑,对国家间相对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选择冲突纯属吃力不讨好。这正是目前和平能在欧洲国家间有效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和亚洲的未来紧密相关的国家能对于现时的各自优缺点、至关重要的利益及在东方的合作可能有着合理的评估,并对各自所需的多少和能力的大小进行厘定,亚洲问题就肯定能被和平地解决。根据现实情况的力量协调以及相互谅解更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将导致与产生摩擦及心理恐惧截然相反的情形。在其中,如业已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将得以避免,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将存有一种恰当的制衡。接下来,在已经考察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对那些本能地要对俄国的排他性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进行同样的考察。在这个工作中,需要不时涉及自然状况以及实际存在的人为的联合或同盟。不过建立联盟对于真正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否明智不是要在此讨论的问题,虽然会简单地谈及它。
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的状态,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它对应并反作用于陆权对无法由水路抵达的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单纯据有海洋的表面—-这是海权的所在—-并不能补偿无法在大陆立足的损失。海洋就其本身并无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独特意义体现在被转运的商品身上,交换的利润带来了国家的物质繁荣。因此,放弃对商业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是决无可能的。所以,由于海上强国在可见的未来有着一致的利益,面对日益增长的要求它们放松对商业的控制的呼声,这些国家应谨慎考虑能作出多大让步。因为海上强国推行其必要政策的手段有所受限,它们有必要保持上述独特优势,对甚嚣尘上的呼声不应过早响应,应持缓行和慎重考虑态度。放弃它被长期认可的特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掠获所谓的私人财产就是这样一个自商业冒险时代就已存在的权利,不过其中的“私人”一词是颇值得商榷的。给象“战时违禁品”这样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也很难得到人们的赞成。在研究这个概念时,如果认为在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更大错特错了。海上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帝国,它的权杖无疑可被放弃,但这样做是否明智呢?
就“私人”这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以求交换的商品并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而一旦参与了对外贸易,个体公民的财产就对国家财富的增加起了作用,所以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举足轻重。这和国内贸易的情况根本不一样,后者在一国之内进行,没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因而只不过起到一个生物体内功能活动的作用,仅把身体拥有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体内部分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上商业就是这种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因而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甚为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会导致功能过程的紊乱,这可能妨碍、也可能不妨碍战争目标,但前种情况因造成了不必要损失而受到抱怨。如果对外商业活动由于所谓的“私人”财产受掠而被阻断,其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了。干预他国对外贸易直接促进本国的战争目标,它使对方因失血而筋疲力竭,被迫顺应于我,而实施其的代价又是极小的。
前面说到,如把俄国看成一个对应于亚洲中心地区的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是—-而且将继续是—-从两翼而不是从中间进行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因此也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的侧翼,才能有效地扼制俄国。这种扼制之所以十分有力,不仅因为如前所述侧翼攻击有种种好处,也是因为它是针对着俄国的海岸,也就是朝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需要和这些海岸保持不受阻碍的联络以尽可能获益。而这必然由力量强大且占据较好地理位置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现在,让我们再考察一下俄国侧翼的形势:首先,由于它们关系到有关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目标,大家对其都心有属意;其次,各国根据其在该地区的地缘状况,或是推进或是阻止他国的推进,并由此根据自身力量发挥作用。
若俄国的地缘状况和要实现的目标的确如前所说,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寻求尽可能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东部的目标就是中国海岸;在西部则有两个方向,一是经波斯抵及波斯湾,另一是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从来自俄国政府的信息:最近的历史以及俄国推进地带的天然状况—-没有什么自然的障碍或民众的反抗能阻遏俄国—-来看,上述计划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除了这些计划,不少人猜测俄国对印度也有野心。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从中间地带而不是两翼发起推进了。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暂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区位,从而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
俄国的这些行动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激起后者的强烈而且合理的敌对情绪,它们将利用一切强有力的手段去对抗俄国。这些手段的基础是海权。不过,海权除非得到认真加强,否则不能和俄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及其他情况而具备的陆上霸权相抗衡。另外,由于俄国的政治一统及领土的绵延不断,对俄国施加的影响或许散乱无章。然而,有关国家已认识到,它们由于在维护争执地区的商业和运输自由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从而有着一致的要求。这些国家政策的正确,其间协调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能否认识到上述利益并准确评估自身的力量。国家间合作的有效性取决于共同利益导致的必要性。所以,对利益及其实现条件认识得越清楚、全面,合作就越稳固、长久。
陆上和海上强国的政策对象是那些政治与社会前景尚不确定的地区,决定这些前景的是各强国施于该地区人民身上的影响。这些地区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指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互相毗邻,其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起不到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它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几至波斯湾。由于没有铁路,该地带从现代角度来看商业比较落后。其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是大约一百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五百英里,相当于纽约至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修建一条铁路先把地中海和波斯湾顶点连接起来,再另建一条铁路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样一条干线得以投入运营,它自然会随后得到扩展。
在上述地区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同样地安于现状,不知道也不期望发展进步。因此,处理这些国家的问题是十分棘手的,不如等到外部的文明进步国家确实需要处理它们时再说。不过,现在针对中国而言,鉴于各国对问题的迫切有着现实的认识,且都在为从中国获得一块用以施加控制或影响的地盘而努力,它们已经十分重视关系到自身将来的需要了。不管各国想建树什么影响,总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求获得某种优势,实实在在地据有某些权力和地盘。这就是一些亚洲本地人所认为的强国想要得到某种特许权的唯一原因。假如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这种动机十分强烈,它显然会左右各国的行为。当然,完全用不着剥夺当地人民的权利,这既不实际也无必要,合理的打算只应是诱导他们接受一种能促进他们的进步、增进他们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的局面。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象在埃及那样对保持名义上的统治的政府进行鞭策,是一个尚无法预测的细节问题。对它的回答与其说是事先设定的,不如说还是取决于实际的演变。
在过去的历史上,上述变化一般是由私人商业企业为前导的;而且,当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大量的非法行为。后种情况要求外国政府进行干涉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这不仅表现为要求当地政府改正过去的错误,并承诺永不再犯,还表现为要求为此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而宗主国的勃勃生气会使这种统治趋于加强。这就好比一粒种子如果被播下,它的发芽、生长更多地是由其自身的而非土壤的条件所决定,而且它一旦生根,也不易被拔除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主宰一块土地的不是当地的抵抗,而是与其同类的国家的抗衡作用。
上述情况存在于印度过去的历史之中—-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时代也有大量表现。在埃及,不同国家影响的抗衡过程刚刚结束,与人们一开始的估计恰恰相反。其结果是一国主宰局面形成了,这和印度的情形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在继续。不过有几个国家参与竞争,这种局面是否会象在印度和埃及那样为一些突发事件所根本扭转仍需拭目以待。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不应认为它们将永远处于上述过程之外。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情况已清楚地表明这个过程必定会开始并产生相关的后果,虽然尚不能预测它开始的时间及其具体内容。
无论这类过程会导致什么具体结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客观现实。为此,应该对现状进行研究以使未来比过去更多些确定性。这个研究起始并基于两个业已说明的基本情况:第一,当前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将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不过认识到有这两个主要竞争者并不意味着就忽视了这种情况,即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不过,关于第二种基本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由于与俄国有着正式联盟关系,就其根本利益来说是海上强国的法国在东方成为了俄国的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是天然的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倾向,这是一个合理且长期存在的情况。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而这绝非一时的情形,因为某些局面看来会长期存在。
这儿就讨论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几国和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几国中,英、日、美三个国家绝对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德国不太一样,不过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使它也希望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和他国一样,德国也必然要反对独占性控制—-这种情景令它无法想象。德国的这种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体现在了德国的扩充海军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形势需要,四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采取同样的一种以海军为后盾的行动。这些国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来支持这种行动,强大的海军力量足以使这些基地防范陆上进攻。不过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比较易受攻击。日本则因其岛国地位而比较安全,香港也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所在。占据着菲律宾的美国也有着同样安全的基地。
上述情况保证了海洋得以处于海军控制之下。在基地、舰只、防御和进攻力量、基层官兵和上层决策者诸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还可受到陆军的支援。在俄国的一翼有着日本陆军,而在五千英里以外的另一端,有着德国军队。德军对于亚洲问题的意义正说明了美国为什么对德国的长盛不衰十分在意。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端之间还缺少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都接近俄国的东翼;和它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了这些,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二百三十英里的南京,而颇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四百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一千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就是政治形势,对其正确理解有助于和平。尽管存在着上述优势,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将它们用于政治侵略,不管它们在战时能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当然可以用它们来阻遏凭借武力谋取商业垄断的尝试。但是,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除非这在北京政府屈服于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否则很可能在长江流域就会逐渐产生一个和北京对立的政权。中国中央政府的虚弱会促进这种革命,而它只不过是业已显露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外发展而已。中国人民及其领土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或许有益于爱国主义的生成—-法国革命之前的德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集为比现有的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根据我们的阐述,显而易见的是,四个提及的海上国家凭借着它们在东亚的地理存在,能够有效地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包括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以及地中海畔的利凡特盆地的西翼,情况尚欠清晰。这里离俄国的力量中心更近,法国的海上力量也更容易为俄国的黑海舰队提供协助,这都有利于俄国建立主宰地位,而这个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是法国的主要目标。对此,作为一种抵销,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合作行为。意大利人民以其出众的政治智慧,不会不认识到,它靠近马尔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之最重要因而也欠稳固的一个环节。至于日本或美国,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没有关键的利益,也无优越地位,因而也无理由把本应用于更紧迫任务的力量花费在该地区。而且,美国人民肯定也反对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何况他们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除非后者推行一项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并熟悉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已经不可改变地介入了世界事务,它发表了门罗主义,接下来占领了一些岛屿—-主要是菲律宾,在中国又具备了关键利益,因而美国人绝不能摆脱如利凡特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自身的关联性。这些地区紧密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至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美国要控制从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国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它经过红海,何况这条路线对英国和德国更具意义,而这两国对中国的政策相同从而有助于美国。所以,在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德与它们及美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由于这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因而也不是十分重要。鉴于这条通道在战时易遭危险,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它对有关国家的价值就更小。再考虑到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两千英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强大存在,就不会对在英国颇有代表性的主张,即放弃上述危险航线,认为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的想法感到突然了。不过,假如有关国家能继续加强并扩大它们的政治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这条航线所受的威胁就会减少至一种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种平衡的程度。这时,相对于更安全、但也更漫长的绕过好望角的航线,上述航线至少能作为一条用于军事目的的临时航线而被使用。
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首先取决于海军力量,但显而易见的是,海军需要获得东地中海地区—-这是上述航线的战略中心地带的土地作为基地,还需要一种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有助于通过利益联系赢得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业已在英属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有关国家带来了优势,也促使它进一步努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努力保证它即使在战时也依然畅通,而促进埃及稳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于运河。需要提防处心积虑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暂时关闭,但如果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了严格军事管制,这种厄运就不会临头。另外,即使运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当短的通道以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只要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就行了。
在战时,埃及归属现状的维持及通往东方的最短线路的安全都最终取决于今天称为土耳其亚洲部分那一地区的—-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波斯地区的长期政治倾向。如果我们能想象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现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也不能比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对更多的问题产生影响。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也会变得不安全,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在各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毗邻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特,对这一地区直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有有力的影响。这个国家现在并不存在,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能否健康地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亚洲问题,就和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样。不过,中国主要是一个产出地区,而前者尽管并不贫瘠,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在对交通的影响方面。因此,就对于全世界的利益重要程度而言,它远胜于中国。
在上述地区,为了促成适宜于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取代现存不合理统治的发展过程必须始于外部。因为情况充分表明,在当前统治下,不存在国家内部的进步动力。无论发生什么,现有的居民将继续存在,但政府的命运则取决于其适应强大外来压力的能力。在中国的进步过程中,即使军事组织与经济管理是以外国—-俄国或西方的知识成果为据,一定时间内,在中国驻扎的舰队仍将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最专业化的军种,因此中国海军不可能早早地成熟并独立运转。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和中国的海军及陆军组织完全由中国人组成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如果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产生了积极作用,它们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能依照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很清楚,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地区,旨在实现全面的文明化的发展只能由业已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非议。不过,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地区,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现存的政府而言,还不具备实施必要变革的能力。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变革要在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种族或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其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这场交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十分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更为重要。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击—-就看能否准确地认识有关问题并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象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考虑,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这就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许权的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对它们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认识,就应认真防止它们之间的上述竞争演变为敌对。如果真地这样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长远的总体观点对眼前的具体行动产生了良好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日常好处会触动邻近的国家,这样,后者也会逐渐加强铁路建设,使大量领土资源得到开发。如一个占优势的海上强国拥有这些资源,它就会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赘言,在所谈及的地区,均有着丰富、优良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了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国握有控制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随地理与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又有所变化。这一地区的当地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来会不会有则要看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就地中海这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控制整个海域并且毫不费力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这支舰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不必驻扎在当地以保卫它们。只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至西的地中海地区。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上述供应至少也可来自于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有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可用,如果嫌这条航线过长,那就更没有理由过早放弃苏伊士航线了。难道一些临时的原因或灾难只会使英国舰队暂时处于劣势?有什么能比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更加保险?一旦英国海军处于了长期劣势之中,不管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总而言之,根据严格的军事分析,看来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却青睐好望角航线的观点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略考虑。它和这种认识有关,那就是,引用拿破仑的讥讽之语,“可以毫不冒险地进行战争”。对一个业已握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正确的方针看来就是牢牢抓住埃及,巩固对其统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必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以预防可能的对英国的切断行为。在英国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利益大体趋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据国家的能力,针对现实应作出什么决定,上述讨论已有力地表明了针对潜在侵略的几个颇为重要的特点,在利凡特的战略中心有着决定一切的长期意义。很难不认为上述几个特点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它们作为整体,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名—-在它们身上,具体体现着众多的复杂事实。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是否可以谨慎地认为,经过好望角的环形航线可被放弃?或者问得更直率点,较短的航线是否是唯一一条对各国有用的航线?鉴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长期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维系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实所能提供的尽可能长远的观点来展望将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不是南北向的,而是东西向的,而东亚和西亚正给发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动。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过程与影响离不开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它们作为捷径所在推动了人力对自然障碍的克服,而苏伊士运河业已开凿成功。大致说来,这两条运河也标志着一种分界线,这条线以南地区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一直比以北地区的要次要得多。另外,尽管两条运河都非常重要,但苏伊士运河更有意义,既因为没有—-近期内也不会有—-象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可供替代,也是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土耳其也处于衰落之中,而对美洲地峡来说则没有类似的情形。另外,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有一股国家间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则多少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假如上面的分析正确,就会自然有这个问题:政治思维习惯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响?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方向时的首要考虑所在;其他考虑并未被排斥在外,但只是第二位的,应严格服从于前者。这种情况左右了英国对南非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对美国来说,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的价值在各方面都大有上升,必须认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响了它的政治变化。不过,在美国大陆—-从其南端可对地峡施加影响,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虽然如果出于国家荣誉的需要,美国可以继续执行门罗主义,但鉴于世界上的机会与注意力已显而易见地转移到了亚洲,不可否认,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利益中心已极大地发生了偏转。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马上着手处理,那就需要考虑一下,请求对我们并无感情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有效行动的能力。国家政策以及军事活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没有看错的话,和在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相比,东西半球南端的情形只有次要意义。
到此,我们的讨论集中于亚洲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人口众多的所谓中部争执地带。毫无疑问的似乎是,后者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仅仅是使有关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并不是事实。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就象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但它们并不是一群为他人所有的羊。通过个人体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格可能是坚强、果敢的,不过,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最终丧失了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这些论断大体正确—-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点,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将依然止步不前,这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进步,其动力也必定来自外部。在后一种情况下,外来推动的源泉和特点以及所导致的变化,显然对世界有着重要意义。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本质上并无不同的一个种族的成员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是由于暂时的差异,分为了几个独立的国家乃至敌对的集团。由于答案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很难平静地想象中国的四亿居民能被收纳在一个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之内,并共同生活于一块并不宽敞的国土之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中国的影响将改变中华文明的特性,而这又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外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不是最终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变化上。
所以,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亚洲国家至关重要。从此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与相对能力颇令人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一段长期的历史进程将如何开始,而其归宿在很大程度上正蕴含于开端之中。所以应该具备长期的眼光,不过现在尚根本无法预测结局。不过,可以确切认为,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须耐心观察、认真思索、并积极行动,以形成严谨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令人措手不及,因为上述作法给我们赢得了时间,而时间的充分是处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变化过程变为了有序的缓进。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特性的作用,而将曾一直单独存在的它们溶入自身文明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的结果,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变化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这个至今依然使我们受益的历史结果可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恺撒自己并没有有意识地要造成上述结果,他只是看到了现实中隐藏的危险,从而想到应该推进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国家的外围地区以阻滞敌人的进犯,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完全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
需要认识到,欧洲文明也已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将以本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而告终。尽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欧洲文明应保持它的独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尤其是在长期接触中一直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明因素,它们间的更进一步融合将潜移默化地产生应有影响。这些并不要求欧洲各国的特性趋于同一,但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是比物质进步更缓慢的过程的产物。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之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而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不是一成不变地从某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奇想,而是一套时刻发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相传的思想传统,其完美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世代沿袭之中。
我们已经和东方国家发生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的内涵还是一窍不通,因而把它们融进我们的文明之中是人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由于有着过去的经验,我们不必对此心存疑问,更不用说恐惧了。在我们的世界中,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个不尽相同且长期疏远的文明的内心世界并成为它们共同的所有。两类文明打碎了相互间的分隔之墙,消弥了相互问的长期对立,同时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永恒。所以,我们应明白,单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这是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来考察所面临的如长期的隔离、相互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也有助于针对近期需要采取措施,但这必须和正确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而这个方向的确定是必须单独考虑的。对所有文中已提及或将提及的因素,不仅要根据眼前的得失,也要参照长远的未来进行研究。未来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将具备权力意识并为适当的欧洲方法所管理,它们能发挥与其大小相称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它们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以吸纳我们这里的几个世纪基督教发展的成果。
就赢得必要的时间而言,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不少希望。我们当今的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而不是处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主宰权威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基础,这是因为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早些时候的更英明的体制难以重建。由于恺撒及其几位卓越的后继者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以熟练的协调技巧使一种体制在已长久地失去活力之后仍能得以维持。内部的变化—-为人所知的是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继续存在并且免于陷入僵滞与随之而来的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一统的世界就如同一座大厦,其稳定取决的不是基础的坚固,而是由一屋子卡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送给某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的增加及随之国家的单个活动的减少为理由,要把世界置于一个中央权威之下,实现某种要命的统一。其实我们的世界已经为某种传统和规范所左右,在它之下,各种政治的或个人的行为是像分类架中的文件那样被收集的。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社会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后来的社会秩序。在该秩序中,国家间的长久竞争带来了兴旺的活力。
对当代的文明国家以及文明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凭借中央权威来解决疑难和调节利益的作法更加致命,这和由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异曲同工。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正常与否取决于个体成员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竞赛使各国间在种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明显差异长期化。而在冲突中产生并得以保持的强烈民族特性一方面会加强亚洲国家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也会激起它们的反作用,以防范为外部所同化的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仅仅是形式而非本质的完美,其过早出现就令人忧虑了。
3·以中国为中心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源于中国动荡局势的愈演愈烈的国家间斗争已发展到了该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是秘密,但层层外罩掩盖了它的轮廓,直至揭幕日这天,它不会为人过于注意。过去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只有在帐幕落下,长期被掩盖的事实一览无遗时,我们才能根据经验知道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它的影响又是如何。没有怎么移动脚步,我们就已跨越了多年的变化。原先可被无限推迟的行动现在看来已被耽搁太久,原先尚能抓住的机遇今天看来也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粗心大意或懒懒散散,我们已错过了许多东西。不过,如前所说,争执地带也非仅有中国。只要稍作修改,对中国的评述也可用在另一端的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土耳其身上。
在考虑如何行动之时,必须重申的是,应将对于亚洲国家民众的关注置于外部国家利益之上。这不是对于根据国家自身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掩饰或托词。自身利益是国家政策不仅合理而且根本的缘由所在,对此不用做什么虚伪的遮掩。按自身利益行事作为一个原则,一般地不需要任何证明,虽然针对具体事例或许需要如此。不过,从有备而来的角度来说,为了正确处置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任何政府都不能不对此及时做好精神准备,我们所作的决定只有优先考虑了和其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目光长远的。“自然权利”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生来俱有的东西,和政治的、法律的权利不同,后者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人就能自然享有的。某一地区的人民的保有对其领土的绝对控制权的要求不仅和自然权利有关,也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诸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以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以促进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做不到这点,外来强制就是正当的。当然,在具体情况中,应考虑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适当。
无论是就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的大众的利益绝非必然与现今的或继任的政府的利益相符合。因为后者不具代表性,它们不体现国民的意愿,也没有尽可能地促进国民的福利。它们最多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一个没有适当的反对派存在的糟糕制度世代演化导致了种种缺陷。情况既是如此,不管时局如何需要,有必要结束上述政府的存在,对它们根本用不着温柔客气。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当前的种种不安。如果情况相反,鉴于如今存在着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后者的商业利益寄于和平的维持,海上强国自然就能相对容易地防止践踏各国的普遍利益并危及它们的存在或独立的侵略的发生。在现实情况下,相当地存在着现存政府的崩溃可能,其原因可内可外,不过还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样子。为保护自身利益,其他国家或会利用现在的统治者,或会将他们取代。不用说,这两种作法都是和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的。美国或许希望在东方倡导一种并非出于眼前利益的作法;但另一方面,美国的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独占或势力范围制度的扩展对其公民利益的明显伤害。
认识到了现存的问题,就应尝试着去解决之。在接受了外部干涉作法的情况下,问题的成功解决依赖于求得外部力量的政治均衡局面,这既能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处于有害的主宰地位,同时也能以健康的发展为依托,促进东方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进步。这种令人向往的情形会更快出现,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他们的特色的同时,也能成功将欧洲文明的因素植于自身。欧洲文明虽然也有不足,但已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一旦东方国家发生了上述关键变化,新注入的因素同样会发挥它们对于今天构成国际共同体的自我依赖和自我管理的人民所具有的功能。在日本这么一个较小的国家,已经能看到上述变化,对此人们已述之甚详。而且,日本的变化正揭示了这种可能:我们能够从国外的制度中吸收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有益成份并将其植入自身之中,与此同时还依然能保全本国的特性。尽管日本的确未曾象中国那样经受政府的瘫痪之苦,但从感受到了外力的推动那时起,日本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这样的过程的长短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大小。在如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强度与问题的多少、所针对范围的大小具有相关性。暂且不论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可以合理地认为日本较小的幅员、较少的人口便利于它的进步。与此相联系,对外接触点的增加有利于中国这么一个广大得多的地区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点为中心分布并发挥各自的作用。
许多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要求的差异趋向于促成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使平衡得以保持。多个国家的介入会导致彼此有着不同特点的多种影响,这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在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影响的多样性本质上是有益的。即使这会促动政治分裂,这对中国的内部管理及世界的总体政治均衡也未尝不是好事。如前所说,作为人类之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仅仅为一种精神、一个人所驾驭并非理想之事。即使中国不会有多个政府,至少也希望能出现体现着不同的政策观念的反对派别,这有利于中国自己以及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当外在制约的缺乏所导致的权力滥用使罗马沉沦于腐败之中时,一些古人对迦太基的灭亡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消失表示痛心,这并非毫无道理的。
因此,并无理由对不同的国家出于各自的迫切利益在中国展开的争斗与冲突忧心忡忡,这是不可逆转且应被如实接受的现实。当前的行动只能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不切实际地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嗟叹,而应利用它来激励我们去采取行动。当前的需要就是使下一步行动尽可能地和最终目标相一致。换而言之,要努力认清形势,在此基础上争取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其间的冲突。这类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尤其需要德国、英国和美国这些条顿国家予以关注,因为它们之间有必要进行合作,而合作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及利益的融合。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其政府体现的是最简单的政治一统观念,因而俄国也就不象其他国家要不可避免地因组织的复杂而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愿之间既要有顺从,也要有一致,而这点对于国家政策和国际谅解都有影响。
在其他国家中,可认为法国由于和俄国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和后者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其性质则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本身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来看,法俄同盟首要针对的是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无论是作为彼此邻近的历史结果,还是从目前它们在地中海的相互冲突的目标来看,上述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需提及英语国家对于意大利统一的进展和完成抱有浓厚的兴趣。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有关国家相互间在地中海地区的共同利益纽带,该纽带是因法国令他国不能容忍的在地中海建立霸权的不懈努力而形成的。面对这样的眼前危急,再求助于像共同的拉丁性这样的虚幻字眼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形下。对法国来说,拉丁的不完美是在体制上而非感情的。法国人的性格中不管有什么长处,明显缺乏的是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上述的敌对关系主要会有这两个后果:首先,法国在地理上对于西地中海的控制会被大大削弱;其次,不会有第三种种族文明能在亚洲发挥可与斯拉夫与条顿文明相比的政治影响。
也需要注意日本,它有明显的重要性,因为它虽然就文化和位置而言是亚洲国家,但通过行之有效的内外措施,已经获取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已说到,作为岛国的日本的力量组成使其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而且日本对于大陆的领土企图即使再大,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和邻近的大陆相比,日本的人口相对较少。更进一步讲,日本希望扩张领土是没有道理的。西亚和地中海这样的地区尽管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明显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之外。地理条件同样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而且,不象美国,日本国土的狭小使它不能希翼拥有可用于远方地区的剩余力量;何况亚洲的大国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可能,虽然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可能除了俄国,所有国家在谋求土地占领方面都受局限。日本由于其国土较小,其他国家由于距离较远,都应期望通过商业和政治联系来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这可以在军事上借助于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由于其机动性,既可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被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以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
在所拥有权力的类型和运用方法以及当前利益方面,条顿国家和日本是一致的。但它们所发挥的影响的性质又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原生文化和所继承的传统并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方式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欧洲的文化对它来说还只是一种从外部得来的东西,并不是其自身的固有部分。对欧洲人来说,上述方式则体现着民族的特性和思维的习惯,是几个世纪演变的结果。在这个演变中,外来文明在当地特殊的民族秉赋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具备了永恒的特点,不过它呈现出的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变动着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我们看来,日本尚处于一种绝非不可挽救的劣势之中,它只是在最近才迅速地接受欧洲文明,而这些东西的外部属性还未被它完全融消。在自政治变革开始以来的短时间内,日本的变化还不可能渗至深层,改变根本的习惯和思考方式。这个变化只有通过渐进过程才能健康完成。
就眼前之事而言,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并极有希望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是基于共同的利益并且由在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同的思想所指导。倘若日本如被希望的那样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的基调将是:在正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即使四国协力为共同目标而行动,种族特点的本质不同依然会为人所察觉,且以某种并不一定就是敌对的方式导致各国在观点和作用上的不一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国家,但它对吸纳欧洲文明所持的赞赏和热情是一个吉兆,它让人可以颇为放心地期望欧洲文明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如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不过后种情形所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明的单纯扩延。所以,我们应期望的是一个经过改造的亚洲,而不是另一个欧洲。为此,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或许是正确的作法。
然而,必须切实承认种族特性的不同一时会产生相应的观念或行为上的分歧,而这又容易导致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正义与和平主导未来的世界,而种族差异方面的相互宽容对于规划未来是不可缺少、无比重要的。即使在一家人之间,利益的分歧也可导致争吵,但是只要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传统,和解就不是无路可寻,虽然源于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就存在着困难产生的根源。陆上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与地缘状况已经详细地阐述过了。不过汇聚于亚洲的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被较多谈到。这些性情可被归结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为他方不折不扣地完美理解。必须认清、分析并接受不同的性情,将它们视为待消除的困难所在而非进行抱怨的理由。不能废除它们—-这也是不可能的,要给其以平等的机会,只要它们产生于本身内在的动因,且并不凭借武力强制这样的敌对方式来扩散自己。这种有容忍精神的性情只会促成和任何有关国家的真正利益相一致的协调。如无视本质上的不同,用追求一统替代强调相通之处,把精神的合一与行动的一致相混淆,就不会有上述的协调。为了欧洲及亚洲的共同利益,三类种族应追求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不是废弃亚洲的文化或制度,而是平和地将欧洲文明引入其中。而这只有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友善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环境将保证欧洲文明的传播,只要后者具备我们所认为的优越性。
看似矛盾却是事实的是,平等、友善环境的维护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及对自己立场的坚持。后者表现为坚持机会的平等,以及采取足以让人关注的方式以支持自己的要求。充分的准备是任何设想的前提保证,而任何设想也必须以谨慎为本,离不开研究的充分和对形势的认识。通过消除那些妨碍地理、力量、种族、性情、政治制度、国家能力全面、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消极因素,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设想会促进和平,有利于实现渐进性协调这个唯一稳妥的结果。
真正的筹划意味着如实接受所有因素并耐心地分析它们。这个过程有着大量细节,因而某种程度上相当复杂,不过认清较少的几个突出特点有助于将其简练为观念性的东西。首先,必须对于遥远的未来进行推断与预测,要一步一步地推进并认识到在某个时刻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其次,要恰到好处地将对国家的首要使命感置于心中,充分考虑到现实的危险与他国的需要。这两者就是对上述过程的部分表达。另外,国家和个人都应有一种公共精神,以使它们在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能够坚信,只有适当地满足他人的要求,而不是执意阻挠其进步,才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本着这种认识,让我们从有待接受的长期观点出发,考察一下当今的需要。当前亚洲的落后政治环境准确地反映了亚洲国家政治才能的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的组织机制的缺乏使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权力,余下的只是停滞不前和对变化的消极抵抗。这些是在未来的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一时还用不着对其采取什么措施。在为发展进行有组织的准备方面,日本是亚洲的代表;不过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为强大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考虑,从特性与意图来说,另外两个相互竞争的种族中的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和亚洲最大限度的未来发展最加支持。日本将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航向。
另外的两个种族—-斯拉夫和条顿之间有着一清二楚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有理由相信这些差异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植根于种族自身之中;另外一些则是两个种族多个世纪的成长环境的产物。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源于相互理解之缺乏的敌意,另外还有利益的冲突。两者在亚洲的相对地缘状况以及随此而来的抱负促成了这些冲突。要想令人满意地处理这种局面,首先必须承认问题的存在,不要一边心存戒心,一边用伪善的词藻粉饰现实。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希冀会出现两条虽然不同向、但也不会相碰撞的平行线。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合二为一,但可以如实地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且在共同的关注对象找到相通之处而不是争执。双方只有都认识到了对方的基本需要,才能做到这些。
种族特性的不同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物质表现。在此之外,陆权和海权的区分也突出了两大种族之间的分野,限定了它们的利益和意愿。它们目前的所有和需求都反映了这种不同。陆权和海权之分存在于两大种族的地缘状况之中,并和它们在亚洲的利益目标相联系,也清楚地涉及到交通问题,即朝向目标的通道问题。条顿国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相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人处于劣势,它在地理上远离亚洲,而斯拉夫人的一大片地带却和亚洲接邻。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由海路,故而这方面条顿人拥有无可比拟的控制优势,它在海洋与商业发展上也同样如此。
本质上,上述相对状况不可逆转。固然可有一些变化,但也仅在有限的范周内,绝不可能导致平起平坐。基于自然因素的上述状况的存在是政策的根据。它决定或左右国家对于扩大势力或实行占领的要求,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地位。另外,同样应承认每个种族绝对需要在并不主要由它掌握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虽然它们肯定会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共同的相互需要表明在一些领域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力求协调。
例如,很清楚,俄国对于当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迈向大洋的有缺陷的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清楚的是欧洲的条顿国家—-德国和英国不可能允许俄国在利凡特、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俄国可以做到这点,只要它能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进出自如的坚不可摧基地。一支能稳固地发展、扎实地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强大俄国舰队所具备的优势在这个世界是无出其右的。如果它针对的是苏伊士运河,那么和海权紧密相连的商业形势将有根本变化。对此我十分强调,所以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南非的战争,我还是更愿意英国通过以下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集中力量于地中海和利凡特地区,和德国共同维护对于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从而确保对于两国必不可少,且无法为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怎样并且在什么地方俄国的海洋要求才有可能被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不过得到其中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让俄国彻底心满意足,为此俄国对于海洋的孤立也不可能被改变。两地区中,一是波斯湾,俄国可以自黑海之滨纵贯波斯抵达它;另一是中国海岸,俄国已可经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获得波斯湾意味着它必须侵略波斯或从其获取让步。抵达波斯湾不会使俄国的雄心得到满足,除非伴此而来的是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的占领。如果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能够干预可能出现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另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象从利凡特那样对经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施以绝对控制,但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应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认真对待的海军,后者就可能疲于奔命,以至不得不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海军活动。因为如将海军力量分散部署于上述二个地区,它们相互间不太可能进行呼应。这样的形势暴露出的明显弱点会使有关国家不能采取一项会给它们带来危险的安排,这自然对俄国有利。此外,如果反对俄国涉足中国海岸,这看来也无道理,而且会毫无必要地激起俄国的仇视。这样,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多少抵抗,和在争执地带的西端时一样,在东端,我们也能看见各个强国的汇聚。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由于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海上强国和俄国间的互惠协定不应采取正式条约的形式,而只应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由人仲裁,而应建立在按互让精神对现实的承认之上。它应包含这种认识,即不应在长江沿岸实行任何军事占领从而使某些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在这种条件下,后者也应在和平时期避免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享受对长江的商业使用权,其保证一是在于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二是在于它们间的相互监督。在这方面,海军国家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对于本质上与其相对抗的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和相互间利益的共通紧密相关。这些共同点会防止那种由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影响的情形出现。
在现实中,就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而言,集中于一国之内又近在咫尺的陆权比海权要可怕得多,因为海上强国远不止一个,且力量基地比较遥远。另外它们更钟情于获取利润,将自己的活力之源首先寄于商业之中,其次才是在武力运用上。所以,海上国家对促进所汀交道的国家的发展比征服它们更感兴趣。为了整个世界的福祉,它们更多注意的是增进自己的影响而不是强制;是通过物质进步和在精神上接触已创造了最高级的个人和社会成果的文明,来促进当地人民的逐渐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这样的过程以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为基础毕竟令人遗憾,不过这只是历史的重复。武力一直是思想借以将欧洲世界提升至当前水准的工具,它仍然有助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
总而言之,对将来和当前而言,中国和利凡特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客观的不可回避的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这既由于它们有着根本一致的利益—-这是物质因素,也由于受其利益和权力本质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通过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得以存在,不过并不能借助海军而广泛传播,因为海军力量的特点大大限制了其在内陆的广泛使用,并使它离不开本国随时随地的支援。从结果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众多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存在的基础;以海军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听从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强求俯首贴耳。因而海军只能被用来抵抗排他性的举动。或帮助有关国家抗击征服行为。为此,海上强国应同心协力。不是以有约束力的同盟方式,而是本着心心相印的精神。
从当前的对峙状况来看,军事上的考虑将依然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直至敌对为协调所取代。而目前战略态势所基于的地缘状况正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与方向,前些段落对此已谈得很多。还需重申的是,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正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着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市场价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军事争论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眼光,还应考虑到对欧洲文明的吸纳对亚洲国家的长远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怎样的一个社会?在精神上和我们相同,还是不如我们或甚至更优越?
除了俄国和日本,其他有关的强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于是我们可将各国分为两类:一是主要以陆地为交通渠道的国家,另一类是依赖海运的国家。海上航线有着数量及便利程度上的优势,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贸易路线。这些路线中的两条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必将给后者以重大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
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状况赋予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们可以借此来抵销其在亚洲与陆上强国相比时地理和物力上所处的劣势。在别处施加压力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为此才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不过,如果海上强国都采取美国所奉行的方针,在战时对敌人的商业毫发不动,拱手让出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借以在一地施压以缓解在另一地区所受压力的主要手段。这样的退让如果发生在今天,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凶险,因为在亚洲的交锋正处于成败攸关之时。
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无疑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必须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范致命进攻的安全需要。
有利于所在国家发展的商业有助于上述影响的加强,有关国家可凭借财力和在必要之时运用武力来支持商业。将苏伊士运河视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将此牢记在心。英国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庞大利益随时可能要求利用这条捷径,既为商业,也为军事。即使是由苏伊士运河的封闭所造成的军队和货物的转船也会减小苏伊士航线相对于好望角航线的时间优势。至于德国,它在该地区的利益虽然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不尽一样,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以决定性控制,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之前曾做过的那样。在帆船时代,控制权的丧失并不意味着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而今天就不是这样了。对此德国和英国自然非常关心,意大利也不例外,因为法国已和俄国串通一气,而这必然是针对着拉丁和条顿国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权的。美国的行为还不涉及该地区,但这不表明可以对它漠不关心。它关系到一些国家在和东方进行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由于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们是一致的,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也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清楚地认识到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难理解。打个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我们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过现实中有着种种复杂,于是每一代政治家都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就象水手们要善于对付逆风和海流一样。然而即使做到这些,却又在当前种种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后目标,我们依旧会一筹莫展,这也和水手在注意风向的同时却忘却了目的地一样。政治活动就如航海,我们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忽视了航海资料,就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联系亚洲的未来以考虑比如和苏伊士运河和利凡特有关的种种复杂局势。我们的问题不是来于外部世界,而是在于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往,我们十分厌恶研究外部政治问题,甚至不愿承认其存在,结果常常受迫于突如其来的危机。最近的导致菲律宾落入我们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国大众吃惊不已,不过应相信,当时间的延续使人们逐渐习惯了与西班牙的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经过了多个世纪的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肯定会趋于转变。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历了一个形成新观念或破除旧观念的过程。在一股尽快摆脱心理矛盾的情绪驱使下,这个过程一开始进行得比较容易,但随后往往被一个乏味单调的心理斗争阶段所替代,许多人结果又麻木不仁地后退到了原先的状态中去。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任务和利益,这些正是国家政策的缘由与动机所在。
本文基于的一个业已被普遍认同的前提就是,在作为本世纪结束之际重大特征的广泛的扩张运动之中,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成为了所有国家近期和远期利益的焦点所在。在欧洲和美洲地区,已不可能再发生重大的领土上的变化;但是在此之外的那些局势未定众人关注的世界,某块地区的现实意义更多地是在于它和上述焦点地区的交通上的关系,而不是其自身的价值。举个例子,金矿资源只使南非具有暂时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着金矿的枯竭而消失;但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南非就有着长期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忽视的价值。
同样的,苏伊士地峡、利凡特和波斯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前文已试图表明,当前更急迫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将决定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控制的政治环境。
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因素,由于它们的独特价值与相互影响,构成了体现在亚洲问题之中的世界总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应依照自身利益而行事,同时适当地照顾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对这些权利不能仅仅用世俗的、本质上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还需要参照人类的法则并不能完美表达的那些永恒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必须处于适当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处于理性思维的正确引导之下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过,一个国家的聪明才智更多地是体现在是否能通过和他国的合作来加强自身力量方面。这种合作基于利益的相当一致,如果这种一致又表现在了国家特性和传统方面,就会有助于共同理想的生成,而持久、和谐的合作的产生前景也会大为明朗,因为从休戚与共的感情中产生的健康思维将使利益更少地具有自私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被维系在这样的一条三边纽带之上。它们不必结成同盟,但必须以被血缘关系所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美国和德国、英国的利益虽不尽相同,也十分接近。如果认识正确,那么这三个国家虽然是追求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不应成为敌人。因此,美国在感情上应站在英、德一边,帮助扩大它们的影响,从而增进共同的利益。有关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又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常活动远未涉及的地区进行,因此很不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同情,而更多的理解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假如我们能有这样的明智认识,美国和英国、德国之间自然也会有更多的相互关照。
于是反过来我们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德国和英国的与我们之所施相应的注意和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三国各有各的方向和要求,我们也能达成默契,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一致行动。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前者从政治上看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则对我们必不可少。如果双方都能够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或是积极干预或是道义支持之类的帮助,就象英国在美西战争伊始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大家也就不需要考虑对当地进行政治干涉了。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应根据对形势的正确理解共同行动;在此之外,每一方的份内之事应不受干涉,错误的插手常常使最亲密的朋友反目为仇。
基于上述道理展开的关于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的讨论已有很多,不过在此再就门罗主义说一两句也并非不合时宜。将持续存在下去的新的形势已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使其走上了扩张之路,但这并没有削弱反而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可以对巴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不能受欧洲政治制度的波及。举个例子,如果某些人预计的一个变化确实会发生,也就是说荷兰并入了德意志帝国,最好让人们现在就知道,我们也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将库拉索岛也并入德国。巴拿马地峡对我们的特殊意义是它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了起来,另外它也是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堡垒再行转让,就如我们也不会考虑获得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以作为我们打赢和西班牙的战争的一个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冷静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切实顾及我们所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基本需要。在思考过程中,既要抛弃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的作用不应妨碍形成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需要几年而不是几天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信条或许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根据当前现实依然需要考察它们。一条交通线是否重要很大程度上由东方问题决定,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线经过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也更多地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重新获得了以前曾享有的突出地位。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勒比海由于其对巴拿马地峡的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门罗主义对该地区的运用也显得更重要了。太平洋地区对美国也日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广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而且美国在该地区新获得的地盘也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加大了它对于该地区的责任。而已经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则集中体现了当前变化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是这些变化的促进因素。无疑,麦哲伦海峡的地位将由巴拿马地峡取代,而地中海的顶端则取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导致了非洲和美洲南端的相对孤立和重要性的下降,它们过于远离作用于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这些地区对于交通要道的意义已经较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来自于自身的物产了。因此,是否还有国家利益上的缘由促使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并无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对巴拿马地峡有效影响范围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这样做究竟是出于认真的政策考虑,还是出于情感或纯粹的习惯?现实是否证明我们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这可能干扰我们在更至关重要的地区采取有效行动?一言以蔽之,尽管门罗主义所依凭的观念并未过时,反而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而被强化,门罗主义的运用难道不可能需要变革,以加强它在某个区域的作用,或减少它在另一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导致的另一个影响重大的情形是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的接近。这个事实鲜活可见,而且由于英、美清晰可辨的当前和未来的利益一致性,正处于客观的发展之中,虽然双方间还有着不少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英美接近不仅仅是一个情感上的过程,虽然双方间由来已久的情感适逢其时地发挥着非常强大的作用。起首要作用的依然是物质因素—-利益的一致;紧接其后的是感情上的互助,从美西战争的起源中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明显地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支持被压迫的受苦者的理想,只不过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睿智准确地看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于人们心中的一些简单的迷惑又不无道理地影响着对于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所围绕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而且一旦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这个原则其实为英国和我们所共知,只是英国暂时的违背令我们反感。由于英美两国都认识到彼此间有着共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都有着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整个人类正趋于统一,这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而不能为强力或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倔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集合为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或多或少正式且范围清晰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则在推动并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首要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这是德意志帝国的存在基础。战争也促进了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心心相印,从而使帝国联邦设想能尽快转化为具体行动。没有战争,这个转化是不可能的。同样,为了将英国与美国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积极的行动,并使美国乐于欢迎并报答由此而来的英国给它的无价支持,也需要战争的压力,需要在一国受外来干涉威胁时,它的姐妹国家能予它以支持。
当然,战争肯定是一种灾难,给人类带来最多痛苦的灾难之一。不过,此时需要认识到,虽然“仲裁”这个词颇为人所喜爱,但这仅是因为这个词的美好内涵,而不是因为人们对于当前形势已经有了全面、理性的分析。在两年之中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而任何一场战争所关系到的正义目标都不可能依靠温和方法得以实现。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区已有四十万人死于悲惨的长期饥饿,这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人为镇压由自己几个世纪的压迫和一次又一次的违背诺言激起的反抗而采取的重新集中政策造成的。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的理由在于我们有权出于简单的人道原因进行干涉,以及西班牙业已不可能以对被统治者无害的方式来管理它的殖民地。用不着再相信西班牙人的新允诺,这不一定是出于对他们的诚实的怀疑,而是因为持续的失败已证明他们根本不具备实行正义的、健康的统治的政治能力。
英国进行与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的理由既在于与以上相似的解除压迫的干涉权利,也在于一个多世纪之前我们的先辈为之而与宗主国开战的普遍原则,即“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一般地,英国并不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之下的英国臣民强行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百分之九十的收入由英国居民所创造,为此英国主张德兰士瓦国家给予后者平等的待遇以作为回报,但这被拒绝了。需要记住的是,在南非,不仅英国和美国的首要信条自由遭到了践踏,而且曾鼓励外国人前往德兰士瓦的五年内可获公民权的法律竞在五年期未到之时就被修改了,于是应有的权利遭到了剥夺。
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次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都从没有参战的另一方,且仅从这一方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情形在德兰士瓦战争中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部分因为南非的问题不是非常明朗,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许多生于异国的公民对他们的出生之地仍有着一股亲近之情,而不怎么受对于美国利益的认识的影响。
不过,英、美之间依然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我们两国的相互理解已经开始,不仅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在平等和法制这些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日趋深入,两国之间就会越来越为共同的精神所维系,并可能建立联盟意义上的联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臻完美,其他的条顿大家庭成员也应加入,而德意志帝国尤为重要。对此可以等待,人为强求这一过程的早早实现绝非明智之举。当然,需指出的是,英、美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于第三方的加入有着最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结论,可有如下的认识。当前的时代和行动的需要业已表明了英语种族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而且和我们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共同行动之列。充满希望的迹象已经出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在过去的世纪中,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相形见细,然而意大利的统一却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而且,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上处于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考虑还使意大利和法国分别位于了政治平衡天平的各一端。
意大利的上述态度和拉丁和条顿国家的根本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其在对其至关重要的利凡特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作为海上强国的它们必不可少。颇具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最具传统的拉丁性的国家和条顿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能继续发展与对基督教文明的博大精深贡献甚多的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时代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清楚地明白了其利益所在,并且将以意大利为中心恢复拉丁文明的光荣,而这会增进已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甚多的各国的普遍利益。
4·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自写完上面的文字以来,作为对政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的分析预测已逐渐为对于当前因时而变的局势的更具体形象的认识所取代。一场将导致巨大破坏的巨大灾难将要到来的共同危险迫使欧洲国家去认清它们在亚洲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到目前为止,由于固守陈腐的保守观念,欧洲国家对其在亚洲利益的认识和我们在一个时代以来的进步之中达成的行为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作为其血缘和观念的直接继承者,美国人民无疑和欧洲大家庭紧密相连。更有意义的是,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充分显示了它的优秀品质,因为诚心诚意地实行这种转变实是一件不易做到、要求有很大决心的事。日本没有忽视或贬斥它自己的种族特点和历史传统,与此同时它明智地看到了外来事物的优点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操作制度和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仅仅是明显的物质进步构成了日本发展的全部内容,日本业已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只会让人有所不安。最好能认识到,日本已在逐渐的演变过程中对于浸渗着我们的理性和道义的观念显示出了开放态度。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在日本看不到适合芥末种子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大树的土壤。看到日本的变化,亚洲大陆的国家也会寻求依靠同样的变革力量以使自己新生。
日本的转变是我们条顿祖先的经历的重现,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今天的欧洲文明给日本及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使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文明并没有进入政治和道德的衰败状态之中。这种衰败曾发生在罗马身上,而在当时已开始扩散的基督教也未能明显地对其起到抑制作用。所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勃勃生机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还正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对于我们和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是再好不过的。不过,和日本物质面貌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对日本的渗入还为时不长,因而也就尚未达到完美的地步,从而可以独立地发挥影响。因此,日本仍需要借助人人可见的物质成功来促进、鼓励对外来观念的吸收。这些观念就潜藏于物质表层之下,通过努力才能认识、理解它们;不过只有依靠长期实践和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能真正为我所有。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不是迫于外来压力,而是发自内心地愿意。如果日本这样做,它会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善意对待。后者并不想在日本看到一个它们自己的翻版—-这只会是一个虚假的模仿,而是希望曾使我们受益无穷的力量也能让一个亚洲民族从里到外获得新生。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欧洲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显示了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国内的进步与个人的完善;二是对外来影响的积极反应,缺乏这一点即使不表明衰败业已开始,也预兆着它的即将到来。
在日本,目前也仅在日本,我们看到了亚洲对欧洲文化的欢迎。如果可以根据所结的果实来判断一棵树,那么在这种欢迎态度之中我们也可看到日本人民在实现最能增进其幸福的条件方面的巨大希望。这个条件就是个性自由,它和适当的法律约束相结合就能够满足增进普遍福利的需要。从日本的使其接纳性与大陆上的亚洲人迥然不同的特性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岛国环境的影响,它促进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个性的演进。在同样的环境中,还可找到一种令人振奋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日本已经采纳并从中受益甚多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亚洲国家中得到扩展,从欧洲的发展中学到很多的日本也会成为亚洲的榜样。只有岛国地位带来的安全和孤立才能使一个国家具备很强的个性,而这比其他的品质对一个国家更具影响。不应将个性强等同于僵滞不前,更不能将坚定和偏执混为一谈。但亚洲国家根深蒂固的社会保守倾向则是消极有害的。石头尽管可以是坚硬无比,但风化却能使它趋于脆弱。石头没有生死也不用开花结果,但侵蚀却使它们处于自我变化之中。
尽管在所有欧洲大国以及美国和日本都同样关注着中国,当前形势的紧迫十分明显并且限制了列强为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然而依然一清二楚的是,一直为各国所执行的政策只不过在表面上看来有些偏离。在本质上,局势并无什么决定性变化。北京政府的暴行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遭受的不幸 [ 译者注:指义和团运动。 ] 只不过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显露了潜伏在表层之下但为人所知的可能。更无可置疑的是东方无论就国家还是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变化。今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一千年以前也可能在东方发生,因为东方一直止步不前。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将人人潜藏的残忍之性暴露于世。不过,和五百年以前相比,在我们这里,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更不会得到宽谅,也不可能是属于政府以及我们社会中更具理性的部分的行为。它们更多地是包藏在漠视之中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漠视即使在文明基督教国家的最落后的地区也不完全罕见;不过,和古旧的、停滞的亚洲相比,这种漠视在这些地区的分布要窄得多,也没有成为自政府以下的整个社会的普遍氛围。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了某些事件并对各国的行为产生了暂时影响,决定着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它主要取决于中国之外的从东到西的全球范围之内的状况。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使各国为其荣誉不得不对中国的罪行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在采取这些行动之时,为通过实施正义的惩罚来达到当前紧急局势下的共同目标,各国中止了利益竞争,并用共同的方针遮掩了政治分歧。不过,一旦这些成为过去,各国又肯定不会对那些原先被更急迫的局势所取代,而今又继续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各国不无裨益的是不忘记过去的经历,显然它有力地教导我们,相互对抗和利益冲突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当前形势下,欧洲各国已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是一致与冲突并存。这一致性就体现在各国需要把亚洲国家纳入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中,且不是诉诸于外部的锁链,而是通过内部的进步。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看,这个设想完全具有切实保护各国利益的意义。它所针对的是遥远的未来,其目标不是一个幻梦,而是和一个不断地因具体事态而调整的一般过程相一致的。
美国政府不仅体会到了,而且最近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以下两个相互补充、但表面上看来又相互矛盾的两个认识:一是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独立。这和下面这个看法完全一致: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满腔同情和必要的积极帮助,而不是无道理的干涉来协助中国政府和人民改造并重新规定他们国家的生存状况。美国政府发表上述内容的声明颇具意义,因为尽管该声明无疑针对了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意图是表明不干涉中国的态度。该态度是对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普遍倾向的强调,不过根据近来的新情况对其作出了具体的职责和政策规定。在美国的立场中,可以看到超越过去和当前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和务实才能的良好结合。后者使前者能够充分考虑到当务之急,并为它们所修正。这就象在前方出现一个未经标记的浅滩时,水手转舵绕其而行;等到看见了深水区时再按自己要去的方向恢复航向。
上述这些表明了美国的领导者的英明才智,从而使我们能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对于实际上还是领导者们行动的最终认定者的普通大众来说,仍有必要对近来动荡年代中的事件予以特别关注。通过考察当今时代的种种迹象,我们可以马上知道它们给予了我们什么机会并从而赋予了什么任务。我们需要履行这些责任,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和他们之间是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我们的领导者在行动之时不可能无视人民的普遍意愿;而如果这些意愿和现实情形紧密相连,领导者就必须努力如实地了解现实;并根据种种表现估测变化趋势。这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是观察现实,二是得出合理的推论。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知识和实际结论规定了国家决策的大致方向。如果有了这些,国家的举措也就有了保障,也就可以放心地让政府去处理日常事务,而一个得到了人民的坚定支持的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将无比强大。包括我们在内的一般大众常常被人抱怨反复无常,不过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就变幻不定,而是因为现实常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使人有着不断变化的认识和心绪。对此的解决办法只能是通过努力的思考以切实地认识现实。
那么这些现实总而言之又是什么呢?在当前世纪结束之际,形势的发展已使世界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所在。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的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
在欧洲和美洲区域内,总体而言,领土占有状况已经定形并有所保证,而且任何可能的疆界变化都不会明显改变全球商业态势。澳洲大陆也已被占据,其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也被文明国家间的安排所确定。非洲大陆除了极少的例外地区也处于同样的状况之中,该大陆的商业关系由业已在那儿有着稳固且不受挑战的权利的国家所操纵。不过,在商业上,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非洲无足轻重。
因此,现在只剩下亚洲了。前文已经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探讨了亚洲的形势,对包含在不同的结论中的讨论结果应在此作一总结,以便能更好地推进我们的考察,尤其是围绕着美国政策的考察。如前所述,亚洲地区目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从而容易受到外来影响而深刻改变;在地理上,它大体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在这条六百英里宽的地带中,有着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包括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上述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力。由于商业控制所领先的军事力量的性质,这两个国家一个主要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指出的是,倚仗政治侵渗而不是与其相反的纯粹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基本问题正左右着海权与陆权之间的对抗。在亚洲大陆范围内,就亚洲的问题而言,军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体现在了俄国和英国身上。这两个国家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和海军,他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绝对地废止他国权利或取得超乎一般的特权来实行独占。
还曾提及的是,亚洲大陆之外的其他一些强国—-包括美国的领土状况使它们就军事力量而言属于海军国家,而且在一般政策而非正式同盟的意义上是和英国站在一起的。它们和英国无论在目标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十分类似;而且,和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上的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缺乏在中国内陆充分使用军事力量的能力。这个缺点尽管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印证。不过和欧洲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小一点:因为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因为凭借对美国的防御至关重要的海洋,我们更能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因为我们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也因为我们在亚洲有着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处于海上,和中国离欧洲一样地遥远,对我们的防卫具有意义。不过,太平洋的和南非至英国间的距离一样长的宽度使我们不容易在东亚进行军事行动,这必然促使我们尽可能地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离亚洲大陆很近,但它有限的幅员、人口和财富必然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限。
由于上述原因,所有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不能通过炫耀武力—-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和最令人信服的体现就在于商业及来自其中的种种好处上。借助于商业,我们可以希望道义和精神能得以传播;而人一旦拥有这些,他就会看轻物质上的享乐,认定人不是仅为面包而生存,而从这其中我们必定能看到亚洲复兴的希望。目前,除了俄国和与其结盟的法国,其他为在亚洲、尤其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而竞争的国家基本上都以广泛意义上的海权为后盾。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上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能从商业中获益,并通过互利互惠来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也表现为海军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军事行动。海上强国依靠这些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通过逐渐侵削或断然使用武力,将它们全部或部分地从中国排挤出去,限制它们的贸易自由的企图。着眼于这种企图,前文已对当前一般形势的军事和政治特征作了探讨,在此不再重提,不过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唯一的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在笔者看来,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扩张以及从其中产生的好处只是使欧洲国家如今向中国施压的部分原因。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及相互的影响不能一直被漠视,也不能因为围绕着不受干涉权利及所谓的独立国家的自我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的争论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这种相互影响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既不可折回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能够积极去做的就是引导这个过程,并争取实现一种良好的环境以使两个文明能自由地发挥各自的影响,就如获取经济利益的动机毫无阻碍地驱使人们一样。各国已坚持要求中国给予自由买卖的权利,并不讳言中国人必须和我们进行贸易,不过他们可以完全由适用于人类的获利动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可以要求我们的思想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且中国人有着交流思想的自由。当然这不是强迫他们去倾听甚至接受什么。对后一种要求找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它和前一种贸易上的要求本无二致。如果我们得到的极大好处仅仅是中国在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我们向其提供的物质好处而富有和强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在很大程度上驾驭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行为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好处的运用又是让人无法把握的,而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会使这些原则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有时即使未能很好遵循它们,我们也能获得收益;不过,在奉行准则方面的过失无疑会使我们不能达至圆满。展望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忠于理想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在深远地发挥着效力,尽管还有不少东西有待它去实现。
看来在处理中国问题之时,首要的目标是:1.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2.坚持门户开放,而且是在超出对这个词的一般理解的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在商业上开放,也应对欧洲的思想和来自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不过后者应是自愿来华者,而不是某国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向中国施加思想上的影响远胜于仅仅给予它商业实惠;而且对欧洲国家说来,中国变得有序而强大而与此同时却又没有为在欧洲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理所当然是荒谬之极的,这和对和平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完全相背离。在欧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科学工作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估计,关于基督教在欧洲的影响的性质与程度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确实存在是无可否认的。从纯粹的政治观点看,基督教思想、教义和欧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的进入中国的权利,而一些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冒犯也不应被当成将基督教排除于中国之外的合理理由。修建铁路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活动,但却触怒了许多中国人,只不过他们由于这种行为已被其政府允许而只好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同意却不能促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洗耳恭听。在中国的贸易开放上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凭借压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压手段就是战争。商业借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来开辟道路,而思想,无论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论的自由而传播。
既然当前的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于了一个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那么对美国来说,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认真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并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是目标和能力两方面的。目标上的准备是一个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首先制定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再仔细选取一个行动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项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十分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括两个相关的要素:1.作好必要的武力准备;2.按照政治形势的切实需要来削减义务。这能使我们节省下力量并将其补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我们应全神贯注地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就中国而言,最近在那儿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已促使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在现在及将来都将继续执行业已体现在过去的行动中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设想一个什么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我们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依我的理解,对我国的现行政策可做如下阐述: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利,同时将努力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以及独立选择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权利,我们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除非发生了在国际范围内不可容忍的事情。
不过在阐明这个政策之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该政策和透过具体行动和基本趋向而表露出来的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这些差异用不着大惊小怪,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作为对我们的政策有所影响的因素而加以考虑。这种影响不是表现为使我们的基本原则或对于中国的具体政策发生动摇;而是表现为我们需要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分准备,并判断有哪些不太重要的对外问题不值得过于较真。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毫无必要地过于投入是自我麻烦,由此而生的枝节只会妨碍我们或普遍人类的利益。
简而言之,我们并没有什么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而付出应有的努力;我们也没有什么把握使中国的领土完整能切实得到尊重,除非我们不仅愿意发挥道义影响,而且在必要之时毫不犹豫地以物力反击任何会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且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是发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行决定其命运并尽可能地发扬光大自己的信仰之权利的国家。不过,我们如果要在中国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来帮助他们抵制任何超出合理限度之外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是世界的普遍利益,我们不可能毫不受损地和这种利益相分离。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不过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其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并为他人普遍了解。我国政府最近向外国政府发送声明就是本着这种精神。
我要告诉那些收到上述声明的国家,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乐于接受外来的正确的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将其融为已有,从而从其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出现或获得新生;单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体现于个体身上的优秀素质为一个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过程只有始于内部并且以其有固有的或植入的活力为条件。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进行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地吸收、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而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至少大致具备了这点。当然,外来压力也确实迫使日本要进行变革,不过日本人并没有主动地去寻求压力的刺激。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即使在已经和外部有了长期接触之后仍然继续反对吸纳那些可以一扫其沉沉暮气的东西。目前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反动浪潮的目标就是切断与唯一可能的活力源泉的联系,抗拒这种浪潮既合理又完全必要。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开放,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中国可以不必喝水,但它至少应允许将水带入它的家门。即使美国袖手旁观,上述工作也要进行,只不过我们对其没有尽一份力罢了。不过,我们能够无视对于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何况,我们对于国家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使我们能够提供公正无私的支持,并且以充分的信心发挥建设性作用。
形势如此急迫,任务如此重大,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最谨小慎微的人也会敢于相信我们是受上苍之委托。使命的神圣使我们不能草率从事,注意不到时代的标识。鉴于相关可能性的众多,在计算各种方案的得失时应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实现目标而服务,为了能在竞赛上应付自如,为了能在关键之处充分展示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轻装前进;即使有所牺牲,也要抛弃任何会白白分散我们的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成功的必要条件是目光集中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六百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
所以,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在此我们会发现身处几个强国的利益争斗之中,这种争斗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的正式同盟或明确反对某个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行动上的自由推至极至,我们的言语常常有着这种倾向,反映了我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有着限度,如果达到了这个限度,而又必须进一步行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才能成为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在与我们在东方交汇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共同之处。所以,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希望的,不过不能误以为合作必然要求放弃存身于无时不在的选择自由之中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可能保持行动上的独立,而一个条约,不管是关于结盟还是仲裁的,只要是无条件的,就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立下保证。
为保证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显示我们的力量,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海上交通线上,尤其是在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分工。在当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之中,没有哪一个海上国家有能力独自制订并执行抵制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仅在几个关键地区抗衡俄国也会令任何一个国家不堪重负。
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有二,一从欧洲,一从美洲;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当前我国国内财富的分布状况及海外交通状况要求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去远东的航道。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就经由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如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来说,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则有着相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不过,我们要保护这些地区不仅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着特殊意义,还是由于对国际关系以及我国对于现实或未来的责任的认识使我们要担起这份任务。这里我不是断言我们有义务为那些足以照顾好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说,由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需要相互支持,而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所给予的更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稳步增长,我们更有能力以支持我们的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压倒优势地位的要求;而且在我们曾经遭到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来自英国的默许。这究竟仅仅是我国外交的一个只给我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胜利,还是一个使我们承担另外责任的机会?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本身就和我们关连,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对于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未来的责任使我们和英国必须相互支持。单单在东方达成协调并不够,我们双方还需共同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而出的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方的行动的效能才不会因为对其持续如一必不可少的交通的削弱而下降。
为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军力量;同样也必须在大西洋这样做,不仅为了防卫我国海岸,也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对于确保地峡运河被用于增进我国的贸易及使我国海军能迅速进入太平洋意义重大。
简而言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总有必要加大我们的份量,也要看天平两端的相对状况。不过,目前的这种状况表明,一支无足轻重的海军力量并不能使我们那增进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设想得以实现,也不能免除我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具备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时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且通过显示实力而得以维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即在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之后,我们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两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这条通道又极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象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有的军事价值。而依托这种价值,一支布署于中央的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就既对直布罗陀,又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道路是相对畅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问题可能也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而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行使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不过,苏伊士运河由于地势天然平缓,比依赖于船闸的中美洲运河更不容易遭受长期切断之苦。
为了在东方发挥我们的商业和道义影响,我们迫切需要使我们的大西洋海岸能够借助地峡运河和东方缩短距离,为此我们还同样需要在加勒比海巩固我们的海军地位以确保运河的使用。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在此不妨给一个军事教科书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的告诫,即足够的安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安全,在任何军事局面中,不管是被动的防御还是进攻行动,危险都不可能荡然无存。我想这对任何职业来说都是如此。当然,一种合理的、压倒性的有利于己方的局面还是可以获得的,拿破仑有一句至理名言就肯定了这种情况。
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不可能做到极至,便不努力去尽量争取安全呢?是否在任何情形中人们都是如此行事?成功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最有希望确保地峡运河为我们所用。首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有着由一支可随时应付紧急事态的海军所体现的强大实力,这不是为了压倒任何有意和我们作对的海军力量,我们也无能力这样做;而是为了使即便对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和我们在加勒比海竞争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也是明显不划算的。这样一来,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重视、顾忌我们。这样,我们关于加勒比海的立场才会被普遍认可,运河的安全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保证。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支强大舰队,这个做不到,其他的也不必提了。
迄今为止,只有英国这一个强国曾经试图对我们在加勒比海的地位进行挑战。直到最近不久,英国才停止将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作为其商业和政治考虑的主要目标。英国对该地区的兴趣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存在了,那时,美洲的糖是英国的主要贸易商品之一,西班牙的殖民地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英国人看来是令其垂涎三尺的有利可图之地。所以,在四十或五十年之前,在加勒比海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是和我们直接作对的,而我们也确信,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和英国的利益不可调和。不过,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事件已经改变了这些,而且更重要的是英国如今也认识到了这些变化。印度在十九世纪初叶曾是英国四分之一的贸易额的来源,而现在它则相对无足轻重了。南美尽管对英国来说还没有尽失往日的意义,但英国在该地区的进展和在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利益相比也相形见绌了。
这样,在最强大的海军国家那里,我们已发现了允许我们在加勒比地区处于海权上的控制地位的政治倾向;而且该倾向会继续上升,因为决定它的是两个在远远超出一代人的时间内仍长期存在的事实。其一,英国在其他地区有着如此众多的利益以至于它必须放弃加勒比地区;其二,英国的一些重大的基本利益和我们的极为符合,因而我们双方只能遵循共同的基本方针,这样做有利于英国。所以,我们保持强大符合英国的利益,而在加勒比海有着关键利益的我们则可以谨慎地指望在任何与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冲突中得到英国的道义支持,除非我们的立场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毫无疑问,在最近的美西战争中,英国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支持。一位我完全信赖的权威人士曾向我保证,对于要英国参加一个旨在限制美国使用力量的国际联合的建议,英国的答复不仅是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还包括坚决地积极反对任何业已开始的此类活动。如果英国人重视行动胜于言词,上述情况比即使是基于对现实的清晰认识的关于未来诸多可能的连篇累牍说明都更有份量。尽可以把这种态度看成友谊或策略,叫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本身,它是建立在坚实的利益基础上的。诚然,不能指望华盛顿的每句话在现在看来都如当初说出时那样正确,有些还被误用了;但这一句却永不可能有错: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它无理由如此去做,无论是作为服务者还是主人。
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准则、表现为受人欢迎的倾向性的道义支持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它不仅具有舆论的作用。也能使某个对手怀疑道义支持是否就不会转化为物质的援助。是否一般的朋友就不会很快变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已不再会感觉到和我们在加勒比海有着敌对关系,一些上了年纪的英国人身上依然存在的对我们的传统敌对情绪由于和现实的反差太大,已经不再是英国的一种普遍心理了。原本以实际的利益对立为根据的英美间敌对正为对在门户开放上的共同利益的认识、对政治原则的一致性的认识以及关于传统不合时宜的判定所取代。目前,英国和美国都希望中国保持统一并从本质上发生自由的变化。由此观之,中国自上而下协力反对外来的控制、兼并或瓜分还只是小小的一步,当然这和门罗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和美国要确保进行合作。只要两国问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观念,合作就有了保障。不过,我们国家在以行动来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方面还做得不够,这种行动应首先表现在军事力量的准备上。我们不能指望其他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国家予我们的目标以足够的重视,除非向它们表明,我们不仅言词坚定,而且准备扎实。
在英国和我们这里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两国自愿地采取共同行动的意义,而更多的一些人则对对方还强烈地抱有苛刻的看法。显然这会妨碍英美两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对外事务上相互支持。我们可以允许一些人对对方抱有偏见。但绝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情绪的作用是强大的,有时甚至比实际的利益更有支配力,但是只要利益是基于真实、长期的环境,而情绪只是产生于一时的、不符事实的感觉,谁将赢得一向由真理所赢得的胜利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门户开放是对于我们和英国都十分重要的政策,当然对我们更加重要,如果如一些人认真思考的,我们的对华出口贸易额能够占到最大比重的话。另外,我们和英国之间也确实有着共同的行为规范,我们双方今天都把瓜分和兼并看成邪恶的东西,无论是就其本身还是结果而言。尽管如今英国在南非的行动更助长了我们中一些人对英国的偏见,但很快我国人民就会认识到英国合并布尔共和国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就如我们占领菲律宾和在一代人以前将南部邦联纳入统一范围一样,要知道当时南部邦联已经有了事实上的政府,大部分当地居民对它也是忠心耿耿。今日美国存在的抵制符合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活动的情绪某种程度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就和由于加勒比海问题而在英国出现的针对着我们的情绪一样。而且,上述情绪还是作为外来移民或其后代的美国公民对其母国的情感不正常地影响到了美国政治的结果。这些情绪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并不和美国的现实利益相合拍,而一个睿智的政治家也会从这种情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些情绪的最终结局。不过这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会干扰我国建立一支得当力量的努力,尤其是在海军方面。没有海军,我们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
如果非要具体说明上述力量应该是多大,那么我就此要么说上一通我个人坚信不疑的意见,要么展开一个既不合时宜、也不合本文篇幅的冗长的技术讨论。当然,就这支力量的特点和运用说上几句还是可行的。特性和数量不同,它是由总体考虑决定的;而总体考虑是言简意赅的东西,可以被很容易地归纳和理解。
与赤道以北的大西洋毗临的是古老的欧洲文明社会;从我们的观点看,正是它决定着人类的福祉。在这个社会之内,大体而言,大国之间的边界状况已非常确定而且得到承认。不管大国在外部利益方面会发生什么冲突,领土拥有和随此而来的政治控制局面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太平洋地区则不同,它才刚刚进入各国利益关系的视野。四个世纪之前,美洲和好望角的发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而大西洋也取代了地中海曾经据有的中心地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也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它也象哥伦布面前的美洲那样,向人们展示了它那久已存在但一直未为人知的状态。但随着亚洲的发现而来的也有一种担心,那不知道当在政治、经济、社会及道德与精神标准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蕃篱被摧毁之际,究竟会出现什么情景。
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强调我们那无与伦比的政治自由、自治的才华以及对于公认的法律的一丝不苟的遵守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这些东西都体现在大致被称为盎格鲁-萨克森的种族身上,它们的生命力和价值业已为它们在其位于北海大陆一侧的起源之地以及英国的持续存在与发展,以及随后在今天已成为美国和英帝国自治的殖民地的海外地区的扎根所证明。过去的几百代人不断地将这些传统应用于自身的活动之中,将它们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样,它们也就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并在今天在原则和应用方法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而英国和美国共有的责任就是给它们以不懈的政治支持,使它们对未来发挥健康的影响。美国人民是多种族融合而成的,这是无人否认的;也和同样是多种族之聚合的英国人民的情况一样,美国人民正是由于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法律传统才得以坚强有力。这些传统在几近于岛国那样的孤立状态中得以保持和发展,同时继续从盎格鲁-萨克森种族的先辈所生息的古老家园不断地吸取营养。它们以其强大的改造力量,不仅使所有其他与其有着政治联合关系的社会或种族传统处于颓势,而且还将它们消融于自身之中。尽管埃及法老跟前有着不少巫师,但最后还是亚伦 [ 译者注:圣经中人物,犹太教第一祭司长。 ] 的权杖支配了一切。
由于上述政治力量的崇高与活力,美国义不容辞地应对人类做出适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也是人类一个最大的希望之所在。一扇伟大的门正向我们打开,当然不用说我们也会遇到不少敌手。如果克服过时的情感、认识尚未理解的事实、进行不致因基于同盟或仲裁的允诺而牺牲良心的自觉的合作等对于作出上述贡献必不可少,我们应乐意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对外从事这项事业的区域显而易见应是太平洋和东方。为此,我们应以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绝对优势。由于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们和英国在涉及将来的重大问题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也由于英国基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给予我们以支持,我们已无太多的理由担心其他国家会对加勒比海插手。这种情况对我国大为有利,不仅会促进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我国用于必要的军事准备的开支。因此,我国的每位公民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就需要考虑对英国持有过时的敌意是否适当;需要思考一下这些偏见所产生的历史时代是不是已经和哥伦布的航行一样已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否是本土化的过程将这些偏见很简单地从欧洲移植到了我国的土壤中。实际上,将来自国外的、和我们的利益或责任不相符的情绪嫁接到我国的政治之中并不是真正的本土化。
以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传统的一致理解为基础的英美关系所具备的潜力远不在于它们能缔结正式的同盟。相反,由于诸多原因,同盟并不是值得追求的。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还要求英国和美国对于其他政治体系固有的那些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质上和自己相对立的东西明察秋毫。我们在亚洲会和这些体系发生遭遇甚至是冲突。对于英美利益一致性及另一方的政治方式和我们的对立性的认识十分重要,它决定着我们将如何进行海军上的准备;不过它也许也会令我担忧地严重影响到我四年前所提出的原则的运用。根据该原则可以决定我国的海军力量应处于怎样的规模。这个原则不应受影响,它如果如我认为的在四年前是正确的话,则在今天也不会有错。当然我无疑相信四年来我国政策已有很大发展,国际关系也有很大变化,所以该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应用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我们应采取的适当态度而言,我们今天必须抛弃来自最近的过去的成见,它由于离当前并不遥远,使我们不易找到恰如其分的感觉;我们该关注的是遥远的过去。制度的渊源以及蕴含于制度之中的国民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谁与我们真正地休戚与共,从而才能使我们在瞬时将至的将来的行动能得到有益、正确的指导。
谈及当前形势下我们的必要准备,我们希望英国的天下无敌的海军能在可能的英美间合作和分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除非我们没有根据共同的利益在发展海洋方面尽到适当的努力,因为目标的共同意味着任何一方的力量大小都关系到对方的利益。对英国来说,它的海军对于国家安全、对于不列颠群岛、对于地域广泛的英帝国的完整必不可少。不管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英国都必须一直保有强大的海军,而对与我国的财富多少至关重要的国内发展来说,这样一种力量则非迫切之需了。和英国相反,我们毋须担心与外部的交通会遭到打击而陷于瘫痪。我们单靠自己就能维护国内安全,在远方又不曾占据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土地。不过,由于政治局势促使我们两国必须合作以争取一个伟大的未来,为了双方以及世界的利益,任何一方都应为另一方力量的上升而高兴。所以,英国不应对我们吹毛求疵,而我们如果和英国相比,只能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出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并且必须把主要资源用于最终也会加强共同力量的国内发展,我们也用不着感到羞愧。
不过,考虑到英国因其责任的广泛不能给予我们无限的支持,我们的海军必须具有相当的力量。因此,考虑到在东方和加勒比海都存在着可能与我为敌的力量;考虑到由于濒临两大洋,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能够行使海上权力;考虑到未来的中美洲运河尽管可便利于我们的两支舰队之间的支援,但易于为武力或阴谋所阻断,我们必须有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前面提到的关于我国海军规模的原则和其他国家并无多少关连,它只随英国和美国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地位的变化则取决于对于东方的变化和事态的认识。
还要强调另外一个关系着海军之强大的因素,我们通常十分忽略它以至于有理由认为它是最不受重视的。我们已经建造了不少舰船,并且将不少工艺成果应用于它们身上,这已由它们的速度、火力、装甲等等所体现。但是我们极少听见谈及我们的操纵各种各样机器的训练有素人员的严重缺乏。为弥补这个不仅实际而且巨大的缺陷,必须保持一支由服役人员和现役军官组成的常备力量。一百年以前,风帆就是船只的动力来源。枪炮简单而言就是铁管子而已,而商船水手俨然就是工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学会如何使用枪炮;而大炮又是很少为商船所携带的。这样,实际上很容易就能为海军招募到大量足以敷用的人员,虽然一些痛苦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商业可能会因海军对其水手的大量吸纳而受损失。
但现在已不存在这种资源了。或许可以从商船业中找到一些人为海军操纵机器,但对于决定战事结果的枪炮使用来说,商船上的人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除了使舰只前进与后退,在战事的最关键时刻就做不了什么了。可以稳妥地讲,在战时,一只船上最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这类人。因此,要计算海军常备力量的大小,必须以战时情况为依据,估计每艘在役舰只应有多少固定人员。把所得的多个结果加在一起,其中的三分之二就是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常备人员的数量。当战争来临时,另外的三分之一人员可从外征召。
随着我国力量的发展,为了更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考虑扩大我们的责任。简单地说,这个意见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太平洋和亚洲的重要性的明显加强,将维护南美洲顶端国家的独立、反对欧洲国家对它们的干涉都放在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是否是一个明智或合理的立场?英帝国的地域广泛让英国人忙得几无喘息之机,可英帝国毕竟是英国人的帝国,而那些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血缘和传统的国家对我们又有什么自然的或政治上的意义呢?它们并无对我们的太大好感,这是众人皆知的。可能它们不太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宣布要干预欧洲对于它们的侵犯,它们在处于困境时无疑会欢迎我们的立场,但在平时则会对此感到羞辱和不安。当然,系于中美洲地峡的明显利益,我们不能容忍任何通过直接占领或间接影响以控制地峡范围内区域的行为,在今天尤甚。不过,由于美洲南端远离美国,我们对它予以政治关注实属浪费精力,就如这种关注也不投对方所好一样。而亚马孙河流域则和长江流域一样对我们有着大得多的实际意义,它的巨大商业价值令人一望可知。通过国际谅解,“门户开放”可以在这个地区卓有成效地确立起来,而我国人民也会将这个地区作为门罗主义所适用的地区与不再适用的地区之间一条宽广有效的纽带而加以重视。